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小说(4)

　　寻根文学的初衷是为了及早地摆脱西方文学现代派的路径，但是由于自身文化的限制，寻根变成了理论的探索而不是小说的探索。“根”最后被一些作家简单地理解为生命的蛮荒和生理的本鞥，或者理解为文化的原初形态，一些民俗和伪民俗被当作小说的本质充斥到小说里。脱离现实、逃避人生，一味追求小说的异域风光和蛮荒景观。寻根文学最后景观化的展示，经历了短暂的热闹之后很快退潮。“新写实”小说的兴起，在否定之否定之后，1988年，《文学评论》和《钟山》联合召开的“新写实与先锋派”的会议，现在看来是一次转折。重新认识现实主义，当然也重新认识现代派，影响深远。

　　中国小说家接受全球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小说观念获得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小说开放随着改革深入，最终产生一种“文化回流”，世界文学潮流冲击中国，也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接受“现代主义”而保有中国本色的小说家汪曾祺，其价值因此被重估。独特的中国文化令《红高粱》《白鹿原》《长恨歌》《尘埃落定》等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的长篇巨制大放异彩，中国作家的文化自信得以迅速增强，这是对文化寻根的一次否定之否定，“开放”之后中国小说回归到民族本土。

　　硕果：小说探索的深化与优化

　　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创作，硕果累累，尤其在小说创作方面，塑造了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典型人物陈奂生、香雪、高加林、巧珍、乔光朴、李向南、倪吾诚、章永璘、许三观、福贵、张大民等，还有王朔笔下的顽主、姜戎笔下的“狼”，都与五四新文学的阿Q、祥林嫂、吴荪莆、老通宝、骆驼祥子以及“红色经典”里的小二黑、朱老忠、林道静、梁三老汉等成为新文学人物画廊中的标志性人物。这些人物的生命力旺盛，至今常常被人们提及。

　　这一时期的小说摆脱之前的“高大全”模式，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改革开放之前的小说曾出现大量福斯特所说的“扁形人物”，这类人物是漫画性的，人物某一方面的特点被突出甚至被夸张，形象简单粗糙。而我们上述说到的人物，不再是简单的概念化的人物，而是透露着生活地气的“圆形人物”，人物性格具有成长性和复杂性。他们都堪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另一方面，由于小说观念的嬗变，人物也不再是衡量小说成败的惟一标准。改革开放后，在新的小说观的影响下，人物和故事不再是两张皮，而是产生融合，互为表里。一部分小说家尤为注重审美意趣、文化意蕴，他们重返五四时期“现代主义”所开创的小说传统，返回以意境营造为核心的叙事传统，一些小说家淡化了故事情节、消减了人物形象塑造，称之为“散文化的小说”。王蒙一方面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另一方面则着力于意境、意象塑造的尝试，《春之声》《夜的眼》《风筝飘带》《杂色》蔚然领风气之先。近些年来，王安忆的小说《闪灵》等非常像随笔作品，而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表现得漫不经心，或许是中国作家对法国新小说“去人物化”写作的某种尝试性呼应。

　　小说作为叙述的艺术，经历了“说书人”模式到现代小说叙述模式的巨大转变。以叙事学的角度考察叙事模式的更新，可以通过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组织来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小说最大的变化在于叙述形态的多样化，之前的小说叙事基本限于全知全能模式和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模式，前者如梁斌的《红旗谱》，后者如杨沫的《青春之歌》。《青春之歌》用林道静的视角来叙述故事，实际是潜在的第一人称。王蒙的《杂色》以马的视角来叙述，莫言的《红高粱》依赖“我爷爷”这样超时空的叙述人，方方的《风景》采用亡婴的视角，都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机智叙述”。这些叙述的尝试也成为后来小说的模板，为更多的后来者所采用或借鉴。

　　成功的小说叙事来自于富有个性的叙述语言。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西方发生了“语言论转向”，波及整个人文学科，“人开始在语言中思考”，并开始对人的理性和人的经验的可靠性发生质疑。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当代小说中，书写社会、生活、人生是焦点，语言只是作为“形式”，一种表达的工具。随着西方形式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小说也开始走向对文学本体的探索，开始关注语言、叙事及文体的存在，语言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开始凸显。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虽然与当时的现实语境和流行话语有些隔膜，但通过独特的具有古典韵味与民间文化情怀的语言，作者最终呈现出具有自己风格的文学作品。重要的是，他的风韵引领了一种关注语言的风尚。当然，汪曾祺也同样具有理论上的自觉意识，比如在1983年他明确地说到：“写小说就是写语言”。80年代中期，《你别无选择》《透明的红萝卜》《小鲍庄》《冈底斯的诱惑》等大量充满陌生气息的作品登场，小说创作出现了大面积的异动现象。新的理论和王蒙、汪曾祺、莫言们的创作实践，让中国作家对小说叙述有了新认识，促成了小说叙述的丰富和更新。从80年代持续到本世纪初，作家考虑从“写什么”内容到“怎么写”的转移，生动见证了小说形式所受到的重视，也改变了语言的工具论地位与“风格学”的范畴，使之上升为叙述的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