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小说(3)

　　今天我们来看待各种各样的小说形态，并不会诧异，但是当初文学界曾经为“三无”小说引起一番不小的争论，“三无”小说指“无情节”、“无人物”、“无主题”的带有实验性的作品，常常和意识流小说形态相关。而今天，这类“三无”小说显然没有发展成主流，更多的小说还是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三有”之作，再者，这种充满主观情绪的小说出现了，也不会有人大惊失色去指责。这说明，小说观念已经从单一的定于一尊的某种小说模式走向了多元开放的小说价值观。当然，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也经过了反反复复的过程。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提出的小说观使小说的地位得到跃升。改革开放后，小说地位的不断调整，与小说观流变相伴的是小说地位的不断变化。改革开放拉开大幕，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人道主义反抗极左思想，小说获得极强的轰动效应。1984年之后，在“文本自身建设”的小说观下，先锋小说大量涌现，疏离、解构传统叙事模式。小说观出现分化：伤痕、反思、改革小说创作和政治关系紧密，寻根、先锋、新写实小说等则指向文化和审美。前者注重意识形态导向及社会效应，后者强调文学的审美、拥抱个性、自由。1988年，王蒙发表了《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文章揭示了在社会开放、作家分化、“严肃文学”或“纯文学”被边缘化等大趋势面前文学界的反思和期望。经历“文本自身建设”的“先锋”浪潮后，在冷寂中中国作家的小说观继续完善。90年代后期，先锋作家开始回归现实主义传统，新写实小说家持续开疆辟土，各种流派的小说观多元并存。21世纪，商业社会背景下，“主旨在娱”的小说观与互联网新传媒联姻，网络小说大行其道；一种将生存法则、行业潜规则植入小说的类型小说受到大众的热捧。纯文学与网络文学、类型小说的分野，是精英与草根的小说观的分野，也是一次回归或是小说观念的再度更新。

　　小说观念的变革来自国门的打开。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最早“开放”的来自文学艺术。70年代末期，大量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就陆陆续续翻译出版，西方小说观念重新成为小说家创作的理论资源。1978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2期发表的《荒诞派戏剧述评》，从1979年初开始，袁可嘉、陈焜、柳鸣九、赵毅衡、高行健、孙坤荣、陈光孚等人相继发表文章介绍现代派文学的状况，1980年，袁可嘉、郑克鲁等编选《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八卷本）出版。

　　1979年至80年代初，王蒙的《春之声》等一系列小说、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宗璞的《我是谁》等都不约而同地显示出“意识流”的痕迹。1982年，冯骥才、李陀、刘心武、王蒙4人所写的信，被称为“四只小风筝”。冯骥才大声疾呼“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据洪子诚统计，1978年到1982年短短5年间，全国主要报刊登载的译介、评述、讨论现代派文学的文章，约有400余篇。1984年和1985年“走向未来丛书”、“面向世界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译作蜂拥而至。1987年《收获》第五期“先锋作品专号”，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先锋作家”集体登场。90年代后，作家“文本意识”普遍增强，不少声名显赫的中国小说家，身后是一个或一批外国小说大师的影子。痛定思痛，小说家开始反思。这种回流场景出现在1985年，当时一些年轻的作家在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冲击之后，有意避开西方文学的路径——路径依赖，是当代小说家创作的一个瓶颈。每个成功的小说家背后，都站着一个西方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