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小说(2)

　　改革文学热潮四起，但那个时候的作品基本模式还是改革与保守的二元对立。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上世纪90年代初期，河北的“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分别写下了《大厂》《信访办主任》《大雪无乡》，这些作品也是以广阔的农村和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战场，书写改革进程中的社会阵痛和突围。《大厂》是这一时期改革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此时的改革矛盾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涉及形形色色的人物，也不再是依靠个别英雄来完成改革的图景。这一时期的小说呈现出更为复杂更为交错的原生态。

　　90年代后期，中国的改革不断推进，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加剧，官场出现了腐败现象，改革与反腐在作家的笔下产生了一种新的联系。原先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往往还是观念上的差异，到了90年代之后，利益的冲突成为改革文学新的焦点，如柳建伟的“时代三部曲”（《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周梅森的“改革三部曲”（《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张平的《抉择》《天网》、陆天明的《苍天在上》。以《英雄时代》为例，小说选取的是党的十五大关于国企改革、发展民营经济、政府机关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政策实施之后，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艰难历程以及同期人们的生存境遇，重点探讨了价值标准多元无序等现实问题对中国当代人命运的全方位影响。这些作品继承了改革文学的精神，又写出了改革的复杂性。直到今天，反腐文学的生命力依然很旺盛，因为作品触及了改革深处的方方面面，对当下的现实场景有着深刻的描写和真实的呈现。

　　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带来生活的急剧动荡，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各个社会层面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而小说家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剧烈或细微的生活差异，构成了新的文学板块。

　　本世纪初，打工文学的出现，意味着改革开放对文学的影响从时代的层面转向对新的社会群体的关注。“打工”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进城的一个特定的方式，也是沿海地区最为常见的生存状态。“打工文学”这个定义虽然缺少严密的界定，也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在后来“窄化”的过程中界定为主要创作者和题材内容集中在打工者中，也就是说打工文学主要是打工者写的文学，同时也是写打工者的文学。打工文学拓展了文学的题材写作领域，也打破了传统的文学生产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我写，写我，我看”的模式，门槛低，互动性强，而且是真正的接地气。打工者最早出现于广东省部分地区与长江三角洲一带，他们除了物质生活上的要求之外，还有着强烈地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渴望，以及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后来随着年轻作家王十月、诗人郑小琼等人的作品的问世，打工文学在艺术上逐渐成熟，得到了更多的认可。王十月的《无碑》《烦躁不安》《31区》等长篇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命运之痛，是打工文学中的代表作品。

　　比之打工文学更有历史感和生命力的是都市文学的兴起，也是改革开放之后才能出现的。1994年6月，《钟山》杂志和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在南京召开了城市文学研讨会，这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大规模的关于城市文学的研讨，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曾经出现过写城市的风潮，当时有新感觉派的“生与色”的书写，有茅盾的社会剖析的《子夜》书写，40年代则有张爱玲的传奇式书写。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书写逐渐显现出来，到了90年代则有王安忆的《长恨歌》，前几年还有金宇澄的《繁花》，这些都是描写都市的经典作品。现在年轻一代对于城市的书写，已经从城市外在的变化的描写转向了对中产阶级或准中产阶级焦虑的表达。

　　这些新的小说板块的出现，打破原先乡土小说一统天下的格局，另一方面，乡土小说在近年来也出现“再书写”的转机。一个特征体现在对农民精神家园失落的描写，写回不去的无归宿的苦楚。上世纪70年代末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拉开农民进城的序幕。这序幕是进城小说的序幕，也是生活中中国农民进城的序幕。进入新世纪之后，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加深了乡村文明的变迁和动荡。乡村文明的挽歌在作家的笔下缓缓地流了出来。“再书写”的一个特征就是对家园的告别之后的回望，以及回望之后回不去的喟叹。莫言小说中的“恋乡”和“怨乡”，曾打动无数读者。近些年来，大量的小说以“故乡”“还乡”作为书写的主题，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场“进城”（打工潮）遥远的呼应。这从另一个维度表达了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心灵的波澜。

　　“文变”：小说观念的开放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