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林乐知在主编《教会新报》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适应性变革，使刊物的内容逐年发生了变化，从宗教性通讯刊物调整为兼顾宣教的世俗性综合刊物，扩大了刊物的发行量和受众面，其内容结构性的演变从上述学者的研究统计中可见其概貌。从《教会新报》所刊文章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较为引人关注。
一是结合中国传统经典宣扬基督教。作为传教士的林乐知，随着对中国社会状况认识的深入，对中国传统的固有文化也日益增进了了解。如何履行传教的使命，林乐知从以往习惯的“直接布道式”转为了“自由派”的传教方式，注重对中国现实的研究，针对中国文化的特点，运用西方文明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所以，林乐知利用《教会新报》积极将儒家学说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以妥协和迎合的方式开展了舆论宣传，试图吸引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如林乐知所撰写的《消变明教论》共连载5期，说明“儒教重五常，吾教亦重五常”；“儒教君子三戒，与吾教上帝十戒，旨有相同者”；断言“耶稣心合孔孟者也”。（《教会新报》第64、65、67—69期）在其他诸多答问形式的文章与不同作者的阐述中，均反复引证《圣经》与儒家经典的共通性与一致性，以此消除中国人信奉基督教的思想障碍，向读者灌输孔子与耶稣相等同的观念，其宣教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二是传播了内容丰富的西学，为鼓吹中国近代化提供了西方的科技成果与政治历史知识。《教会新报》首先刊登的是化学知识文章，从第4期起刊登《择抄格物入门化学第一章论物之原质》，以后持续40期连载《接抄格物入门化学》，其它陆续刊登了介绍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医学、农学方面的文章，同时介绍了大量西方科技发明的成果，如电灯、电报、照相、火车、铁路、自行车、显微镜、印刷机等产品，“举凡机器、兵器、农器、是究是图，一切数学、化学、重学，爰咨爰度”（《教会新报》第200期，《第四年期满结末一卷告白》），这些新知识开拓了中国读者的知识视野。《教会新报》上的西学还有西方各国的教育、历史、政治、社会现状的介绍，以此推行“富强”之道，展现了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强盛。
此外，《教会新报》上的“告白”记录了林乐知主编刊物过程中丰富的经历与信息。刊物最后的各类广告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资料。
从中国近代早期报刊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均可看到传教士在出版的过程中编发西方科学技术和世界史地、政治等方面的西学内容，在《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曾刊登了不少此类文章。但在中国近代连续数十年地介绍西学的报刊，当以林乐知主编的《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为首屈一指。林乐知不仅在创办《教会新报》之初已认识到西学的不可或缺，而之后更主动地加强了这方面的内容，使《教会新报》成为十九世纪中后期塑造中国新知识谱系的主要园地之一，对中国人的文本阅读对象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林乐知创始的《万国公报》（1868年9月5日创刊）流传于读书界，就是好几个世代的晚清士人共同分享的知识财富。”（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2014年，第95页）而《教会新报》出版时期正是其传衍相继的重要基础。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林乐知在主持《教会新报》出版的同时，还参与了主编《上海新报》和应聘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事译书工作，前者的时间是从1868年5月至1871年2月，后者是从1868年到1881年。所以，1868年是林乐知在沪生涯中的重要年份，为我们考察三者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林乐知在同时兼顾官方（翻译馆）、商方（英商《上海新报》）、私方（个人的《教会新报》）的文字事业领域中，彼此间产生了互为影响的作用。就《上海新报》与《教会新报》两者而言，林乐知接手《上海新报》后，加大了新闻篇幅和言论类文章的数量，并把新闻与图画相结合，增加了插图加文字说明的图说内容。这种一改《上海新报》之前面貌的尝试，林乐知在自己的园地中也积极地施展身手。从《教会新报》创刊起，除了圣经故事配以插图成为各期的图解首发文章外，之后的许多文章以图说的形式出现，如第1期上有猴，第3期上有蝎子和蝗虫，第10期有大象，其它有鸟兽、器物、风土人情、采矿图等。林乐知以编报之便，在《上海新报》上以“录中国教会新报”的形式转载《教会新报》的文章，扩大自己所编报刊的影响。林乐知在《教会新报》上也转刊过《上海新报》的消息。经林乐知执编的两种报刊，一种隶属实力雄厚的《字林西报》，发行已有八年；一种是个人草创，始于起步。林乐知游走两边，从《上海新报》的改版实践中为《教会新报》的创办与调整提供了借鉴，也许这是《教会新报》成功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因素。1871年2月林乐知离开《上海新报》。1872年4月30日，《申报》在上海创刊，引发了上海中文报刊的经营竞争。八个月后，《上海新报》被挤垮倒闭。上海报刊经营竞争的环境对促进林乐知《教会新报》的不断调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外部因素。林乐知正是这个变革期的亲历者。
林乐知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工作是他一生中的重要经历，其贡献令人敬仰。他在《教会新报》上对此也有报导。在第180期上刊登了署名“翻译馆友”的《上海制造局译书记》，介绍了翻译的图书和口译者，列出了已“刻成之书”《运规约指》《制火药法》等十二种书的价格和售书地址。从第181期起刊登了朱逢甲所写的《新译西书提要》。首刊《开煤要法》提要，字数占到五页半。之后各期连续发表了《制火药法》提要等。这些文章既宣传了翻译馆的译书成果，也成为《教会新报》介绍西学的内容之一。
《教会新报》是中国近代传教士中文报刊中的重要文献。此次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依据上海图书馆所藏全套原刊，按16开精装，分装十册影印出版，实现了与该社2014年推出的六十册《万国公报》影印本的合璧问世。作为本套刊物再生性保护出版的策划者，我感到十分欣慰，履行了图书馆工作者整理传播文献的职责。同时深切地感到中国近代文献尤其需要重视保护，加强开发出版。其中的传教士文献近几十年来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未能系统整理出版，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欣喜看到此类文献的出版正在加强，上海作为中国传教士出版物的中心，期待更多的资料整理问世，为学术研究提供文献服务。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