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眼中的明代南京：比北京城大 是全国最好的城市

外国使团笔下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

曾德昭，原名奥伐罗·塞默多，葡萄牙传教士，是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位通晓汉语的欧洲人。

1613年，曾德昭来到南京传教，在中国共待了20多年之久，跨越了明朝末期的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时代。他曾于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中完成了《大中国志》一书。

《大中国志》中，除了对我国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各地物产、文化和社会百态等许多方面做了比较透彻的介绍外，对科举考试也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晚明时期社会生活的全景图。当然，书中也有大量和南京有关的记载，弥足珍贵。

“南京是全国最好的城市”

曾德昭初到南京，像《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走进大观园一样，对身边的一切都感到非常好奇。他的观察十分仔细，甚至注意到很多普通南京人家里喜欢养花。

他对南京城的总体印象极好，他在书中写道：“它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此外，无数的宫殿、庙宇、楼塔以及桥梁，使城市显得非常壮丽。”

曾德昭虽然是葡萄牙人，对中国的方言也有一定的研究。他对南京话情有独钟：“它柔和而不生硬，如果说得完美，是极悦耳的。”

“北京城没有南京大”

当时，南京的地标建筑是大报恩寺琉璃塔。不过，外国人不识琉璃，都以为是瓷。曾德昭来到南京20年后，荷兰人尼霍夫在《尼霍夫游记》　中也说大报恩寺塔是一座“瓷塔”。

安徒生读过尼霍夫的书，以为那就是瓷塔，因此在童话《天国花园》中写道：“我（东风）刚从中国来，我在瓷塔周围跳了一阵舞，把所有的钟都弄得叮当叮当地响起来。”

曾德昭对大报恩寺琉璃塔也大为惊叹，称其可以与“古罗马最著名建筑”相提并论。

明代的南京城商业发达，市面繁华。曾德昭曾在“流往杭州的南京河的一个港湾”停留8天。有一次，他坐在岸边观景，半天工夫，“仅仅数数往上航行的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便利旅客，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的，不是运货的。”

南京地区物产丰富，“各种产品都很稀罕，超过其他地方的产品，如有人想把自己的货物卖个好价，就假称它产自南京，这样可用高价售出”。

曾德昭特别欣赏南京出产的贡米，他说，这种米“质量很好，用水煮熟，不食菜肴，也是美味食品”。

尽管那时明朝的都城早已不在南京，但南京仍是“全国的精华”，曾德昭甚至认为，“北京城没有南京大”。

不知“功名即财富”

曾德昭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很有兴趣，他称中国是个“考试帝国”。他把秀才、举人、进士比喻为欧洲的学士、硕士、博士。

他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所有中国人都熟知的“金玉良言”。

然而，曾德昭对中国人“获得一个简单的学位，能够得到很多的财富”，怎么想都觉得“难以理解”。

他“少见多怪”地说：“这些人一旦获得学位，就变得伟大、尊贵、极受崇敬；　同时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突然富有起来。从此后，他们不再步行，而是骑马或是乘轿。而且不仅获得学位者，连他们的全家都改变地位，于是开始想购买邻居的屋舍，为自己建造府宅。认识他们的人都感惊异；因为他们许多人离开乡间时，因要走很长的路，便背着他们要在城里穿的衣服，有时手上沾着近来修补破茅屋的泥土；这类游子，我曾经在南京看见过。”

对科举考场，曾德昭有一些细致入微的描述。“考试期间，每个号舍派有一名士兵，坐在小桌子下面监视考生并为之服务，据说他们口中衔一块木头以避免出声影响考生。”

考生答题，书写必须工整规范，“即使是一丁点儿差错即可将学生除名”。他举例说，有个姓马的考生，把“馬”字下面四点写成了一横，尽管他的文章写得好，考官还是将他除名，理由是：“无四条腿，马焉能行走？”

“南京教案”中被驱逐

曾德昭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可以说是大起大落，顺利时被奉为座上宾，落魄时沦为阶下囚，差一点在南京丢掉性命。

1616年，南京发生史上著名的“南京教案”。曾德昭在这次教案中被逮捕下狱。狱中待遇极差，他大病一场，连续九个月，几次濒于死亡。

因为身体极度虚弱，曾德昭幸运逃过了杖刑。第二年春天，他被装入囚笼，颈系铁链，头发长垂，路上颠簸一个月，从南京押往广东再驱逐至澳门。

两年以后，教案事件平息，曾德昭又进入内地继续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