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以代刻》繁体中文版
《铸以代刻》简体中文版，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最近十年来，我基本上不再买书了，一则没地方放，再则没时间读。但2009年中华书局的《近代藏书三十家》刚刚出版不久，我就去北大一个书店买了一册。其实，这书我早就读过原版的，觉得兴味盎然，非常有意思。所以，这次引进台版，又勾起了我自购的兴趣，再读之后，还做了一些笔记，以表敬意。而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也曾几次跟我说起此书，赞许有加。我对这书的作者苏精一直非常关注，希望他在这方面的新作，不断涌现，以饜众想。但看他在新版的后记中说，他的兴趣已经转移至
传教士，不禁感觉有些失落。也因此之故，对他的其他著作一直没有关心过。
《近代藏书三十家》最近因工作所需，得友人一瓻之借，读到了苏精先生的《铸以代刻》，才发觉原來他的新作依旧精彩纷呈，令人忘倦，不仅完全可以弥补作者不再从事藏书家研究这一领域的遗憾，还能持续予人以新知。衰年变法，而又如蛹化蚕，实在是难得一见的学术先锋，令人景仰不已。
石印才是真正危险的杀手《铸以代刻》其实是一部论文集，不过主题非常集中，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综而论之，就是讲述了墨海书馆、英华书馆和美华书馆这三家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举足轻重的机构的前世今生，勾勒了
传教士以及他们所带来的
活字印刷，对传统中国的雕版事业所形成的颠覆性的变局——其中一以贯之的论点，就是本书的题目：铸以代刻。
从结局上来说，这一观点显然毫无问题，但事实上，格于本书的研究重点所限，书中甚少涉及的石印，才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对雕版印刷构成真正危险的杀手，而非书中所述的中文
活字印刷。从道光初年（1826）石印术传入中国，到民国晚期基本上退出出版领域，这百年左右，石印对传统的雕版，几乎形成压倒性优势，其中的关键，正如杨丽莹博士在新著《清末民初的石印术与石印本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中心》中总结的那样：
一，无论照相石印，还是手写石印，都与传统雕版印刷出版物有许多相似之处，它对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没有发生大的影响；二，石印技术是一种适合小规模生产的印刷技术。我国原有的雕版印刷业本身就是规模较小的手工业，所以容易转型；因此，没有对原有的民间书业产生巨大的冲击。三，在铅印技术尚未取得突破，工业化程度不高的时期，石印技术快速简便的特点，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对各类书籍出版的需求，包括对传统典籍重印和新学书籍出版的需求。只是，民国中期以来，因铅印等更加便捷的现代印刷手段的发明与引进，广义的“铸以代刻”才真正成为现实。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苏先生这个标题，是有些以果代因了。
西式中文活字印刷至上从明末的耶稣会士入华开始，传教士除了口头宣讲福音之外，还有四大辅助手段，即印刷出版、医药治疗、学校教育及慈善救济。当时的天主教士大都接受以传统的中国雕版印刷，作为其传教或宣传知识的方法。与此同时，在东南亚一带向华侨传教的教士，也采用了木刻这一技术，如菲律宾的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所刊行的高母羡（P. Juan Cobo，1546-1592）《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Pien-Cheng-Chiao Chen-Ch’uan Shih Lu，1593，马德里国家图书馆藏）、《天主教理》（Do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1593，梵蒂冈图书馆藏）和佚名撰《天主教理》（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 espanola y tagala，1593，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等。
这一传统，直至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伦敦会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时，仍然被遵循不悖——他的二十一种中文著作中，有十九种都是由雕版印刷的。但嘉庆以来，因教案逐渐增多，朝廷对传教严加控制，使得马礼逊处境唯艰，雕版印刷对他和他的传教同道而言，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成本上，都越来越难以承受。正是基于这一点，马礼逊开始尝试引进西方的印刷术，来继续其传教事业。事实上，马礼逊不仅尝试采用了西法铸造中文活字，中国内地第一台石印机器，也是由他引进的。
石印技术在马礼逊的继承人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手中得以发扬光大，在巴达维亚（Batavia）印刷所时期，麦都思甚至发明了将活字与石印合二为一的印刷方式。但是，由于当时手工写样的石印术较为落后，墨海书馆搬迁到上海之后，又缺乏石印所需的印石与油墨，最终伦敦会在上海的印刷所最终并未采用石印这一技术。
马礼逊在雕版印刷屡屡受挫之后，便开始设法采用活字，并力推活字。他的这一指导性意见，一直为后来的麦都思等人遵循。在先后尝试了印度雪兰坡（Serampore）活字、汤姆斯（Peter P. Thoms）活字、戴尔（Samuel Dyer,1804-1843）活字之后，伦敦会所属的这个印刷所，最终在迁往上海的墨海书馆时期，迎来辉煌巅峰。但墨海书馆持续不过短短二十三年，便因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的离去以及人事问题关门大吉。而此后的传教士印刷所，便由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的美华书馆（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一家独大了。
美华书馆壮大的关键人物是姜别利（William Gamble，1830-1886），他也是秉承西式中文活字印刷至上的原则，来管理这一基督教在远东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的。美华书馆的活字资源非常丰富，除了上述的戴尔活字之外，还有原在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的柯理（Richard Cole）受香港英华书院之聘后，在戴尔活字的基础上，完善的两套小型铅字字模，即香港活字。另外，还有姜别利指导宁波刻工王凤甲打造的上海活字大小两种、贝尔豪斯（Augustus Beyerhaus）打造的柏林活字、李格昂（Marcellin Legrand）打造的巴黎活字等，一共大小六副活字。不仅如此，长期主持美华书馆的姜别利甚至还发明了电镀铜板，用于中文印刷，从而大大节约了重复排版的时间、费用，也避免了许多校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