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昂拼合活字《信经》试样，1837 年，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与李格昂的巴黎活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柏林活字，也采用了大量的拼合字。到1859年，姜别利编印了贝尔豪斯柏林活字的样本( Specimen of the Chinese Type)一书，包含全字两千七百一十一个，三分之二大小的拼合字一千两百九十个，一半大小的拼合字二十个、三分之一大小的拼合字一百零九个、数字和句读符号十七个，加上部首两百一十四个，一副柏林活字，合计四千三百六十一个字。而且字形和笔画还算匀称而清楚，相当接近中国人熟悉的文字样貌，也没有巴黎活字中一些显得怪异或滑稽洋相的活字。但这种拼合字，尤其是上下拼合，很难在美感方面达到传统雕版的高度，与中国士大夫的审美格格不入。
对这些缺点，传教士们也认识得很清楚，如对华传教士娄理华（Walter M. Lowrie，1819-1847）在给父亲娄睿的信中就曾说过，希望废除上下拼合的活字，并认为巴黎活字有四个缺点：一、直竖笔画比平直笔画粗重；二、笔画结束时拖曳得过长；三、每字各笔画间大小长短位置不匀称自然；四、以同一个部首拼合数十甚至数百字，容易形成可笑怪异的字形。
事实上，对解决中文印刷中需要大量汉字活字这一问题，拼合字应该说是个伟大的创举。虽因种种缘由，拼合字仅仅存在数十年就被彻底淘汰，但这种思路所蕴含的原理，从《说文解字》的五百四十个部首，一直到当代的汉字五笔输入法，都是一以贯之的。
拼合字在中国也有实际的影响力，如出版世家金山钱氏的钱国宝就曾因此受到启发。他在《江南北大营纪事本末序》中说：“近于上海设文富楼，用铅字活板摆印诸书，有汇印《平寇丛书》之志。”又在《务民义斋算学三种序》中说：“今年余自造便捷器及泥铅活字，广印书籍，虽亦参用西法，而得古法居多。”
根据内蒙古图书馆研究员何远景先生的研究，钱国宝这里所说的就是汉字拼合字。而参照他的序言，则钱国宝可能不仅利用了拼合字，还自行研制了相关的印刷机器——便捷器。钱氏到底用他的新方法印制过多少书籍，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但其《江南北大营纪事本末》一书，则毫无疑问是采用了大量的拼合字印成的。虽然钱氏自言“虽亦参用西法，而得古法居多”，但几乎可以断定，钱氏的活字必定受到传教士活字的启发和影响。
何先生关于钱氏活字是拼合字的论断无疑极为精确，但他误信钱国宝的宣传，以为钱氏真的自铸活字，却是千虑一失。如果仔细比对所谓的钱氏活字与美华书馆活字，可以发现其实二者就是同一副活字。也就是说，当年钱氏不过是请美华书馆为其代印书籍而已，所谓自造泥铅活字，也只是故作狡狯罢了。
无论如何，出身出版世家的钱氏愿意采用拼合字来印制书籍，足以说明这种新的印刷手段的精彩特出之处。而苏精书中多处论及巴黎活字与柏林活字，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拼合字的缘起以及影响。如果他能专力将这一问题辟为一章，予以更加细致的解读与说明，可能更有利于对这一科技史和印刷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做进一步研究。
结语苏精的书中，还提供了很多我们之前注意不够的文献线索，比如美部会档案、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会档案等。这些资源，都是过去我们所不太详知的文献，对相关研究而言也是极大的宝库，是域外审视禹域的极佳范例。而苏精此书的成功，无疑就是这些文献价值的最好注脚。如果国内相关研究者，以此为出发点，不断深入探研，则不仅对近代的出版研究，也对基督教入华史、中国近代史研究，都会有极大的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