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发明的意义，姜别利本人的看法最为直观，他在1868年的美华书馆年报中称：“在美华书馆的历史上，刚结束的这一年将以成功开始电镀铜板作为标志。”他认为：“一旦金属版可以生产的像木刻版一样便宜，中国人可能会接受我们的方法，同时放弃他们的方法。”
在回复实际上执掌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事务的娄睿（Walter Lowrie,1784-1868）信中，姜别利也说到了电镀铜板的优越性：
从各方面考虑后，我认为我们生产电镀铜版会比中国人生产雕版大为便宜。果真如此的话，我毫不怀疑一段时间后他们将会放弃木刻印刷方法，改用我们的电镀铜版，至少总会有些人采用我们的电镀铜版来经营印刷生意。因为中国的图书销售缓慢，他们以木刻印刷时每次都只印一至两百部，并将雕版保存留待以后再印。因此他们总是说，我们的活字印刷方法尽管精巧，对他们而言却不实用，因为只为重印少数几百部而重新排版根本不划算。
可见，姜别利对自己的发明充满信心，认为可以从此完全替代中国传统的印刷方法。
活字美感的先天不足事实上，传教士们铸造的这些活字，都有一个先天的不足，就是美感。而正是这一缺陷，成了传教士的活字最终被替代和摒弃的主要原因。这种汉字的视觉美感，对中国的士大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它形成于饱经文化浸润之后的对美的认知，几乎细微至不可言说，但又异常重要。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商务印书馆就开始寻求新的活字字体，意图替代这些传教士活字。终于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本土出版企业发明和引进了楷体、粗体、宋体和仿宋体，这四种新的字体，开始在中文印刷中起到主导作用。
来华传教士也很早就注意到这个美感问题。浸礼会传教士马煦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在孟加拉塞兰坡（Serampore）用中文活字印制其《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1814）时，在序言中就曾言及此事，但他却认为，这种美感上的欠缺，不会影响到书本的易读性。之后，伦敦传道会的马礼逊对汉字排印的美感也异常注意，他曾在其所编《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的导言中说道：“汉字非常优美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精美的中文书写体……给人生动的印象，它的力量与美丽是字母文字无法企及的。”
马礼逊《华英字典》正文首页，1815 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当时的传教士也在不断反思，努力提高汉字活字的美感。1833年，一位传教士曾投书《中国丛报》（“Literary Notice”，Chinese Repository）说：“（
新东印度字体）不仅不精致，而且非常外国化。在可以使用雕版印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使用这种字体来印刷《圣经》和其他福音书的。雕版印刷比我们在澳门、马六甲或者塞兰坡见到的金属活字都要好。”也正是因为这种对美感的不断追求，传教各会才不惜巨资，反复尝试，希望能够铸造出最符合中国审美的字体。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些努力，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付之东流。
拼合字是个伟大的创举在苏精的书中，还提到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拼合活字的方法，即拼合字，巴黎活字就是较早的拼合字实例。
为了节约成本和时间，李格昂的巴黎活字对大多数的汉字都采取按照偏旁部首拼合的方式，只有无法拆解拼合的字才逐一打造。据其1836年所编的宣传小册（Chinese Metallic Types：Proposals for Casting a Fort of Chinese Types by Means of Steel Punches in Paris）所言，他计划打造八千八百四十八个活字，只有无法拆解拼合的汉字才打造全字，若是可以拆解拼合的汉字，则分别打造部首偏旁与其他部分的活字。一个部首活字，可以拼合数个以至数百个汉字。这样一来，八千八百四十八个活字就可拼合成三万个以上的汉字，省下打造字范、翻制字模的大量成本和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