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来华传教士傅兰雅和清末时新小说

　　傅兰雅(John Fryer)是19世纪来华的一位传教士、翻译家和学者。1861年自伦敦海格柏理师范学院毕业后，他接受英国圣公会派遣来华担任香港圣保罗书院校长，两年后受聘为北京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65年转任上海英华书院校长并主编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从1867年至1896年，傅兰雅应聘担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首席翻译，与众多的中国专业人士合作翻译逾百种西方著作，内容以科学、工程和军事方面为主外，旁及地理、历史、政治、外交、社会等领域。这批介绍西方先进科学和思想的翻译书籍对晚清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知识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傅兰雅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将西方科技知识和书籍翻译成中文最多的一个外国人。

　　除了翻译西书、传播西学外，傅兰雅在中国期间的另一项重要建树就是提倡和推广新小说。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时全国群情激昂。在一片改革声中，傅兰雅受到了鼓舞，大力抨击被他称为危害中国社会、妨碍进步的“三弊”——鸦片、时文和缠足，并出资公开举办有奖征文的新小说竞赛，广泛征集抨击“三弊”、提出救治良方的小说。他在1895年5月25日的《申报》和6月份的《万国公报》第七十七卷上和《教务杂志》上刊登了“求着时新小说启”的广告，在英文《教务杂志》上刊登了“有奖中文小说”广告。

　　在“求着时新小说启”中，傅兰雅首次使用了“时新小说”这个术语。他要求征文小说的时为“近今”，事为“易有”，词语要浅明趣雅，立意勿稀奇古怪。言下之意就是说小说应写实，描写普通社会生活，叙事要戏剧化，而不是一味地长篇议论。这次时新小说有奖征文比赛成功地促成了一批新小说的问世。不少作品除了对当时的社会弊害进行揭露和谴责外，还积极地设想改革方法，以促进国家的兴盛富强，达到具体教化社会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它们实际上是主张改良社会风气的社会小说。由于它们激发了晚清小说变革的端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谴责小说发展的先声，而且它们产生的时间比梁启超1902年发起的新小说运动早了7年，比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早了8年。

　　1895年9月18日，时新小说有奖征文结束，从全国各地共收到了162份稿件。傅兰雅仔细阅读了所有稿件，并邀请了沈毓桂、王韬、蔡尔康等知名人士参与评选作品。

　　傅兰雅在1895年发起的这一次时新小说有奖征文竞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晚清小说的总体方向，它所产生的这一批小说也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小说的源头和前奏。最先注意到这次小说征文竞赛并认为它是“晚清小说界具有开创意义的第一篇文章”的是台湾学者黄锦珠，她于1991年5月号的《中国文学研究》(台湾大学)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甲午之役与晚清小说界》的文章，详细介绍了时新小说有奖征文活动。令人遗憾的是傅氏所征得的这162部稿件，在百年间没有一篇得以发表。

　　虽然韩南、黄锦珠以及其他学者认为傅兰雅在19世纪末举办的这次时新小说征文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起源，但他们的看法缺乏有力的文献支持，仅仅是一种学术观点而已。因此，这批从未为人目睹的珍贵文献之下落也就成了学术界的一个悬案。110年后的2006年11月22日，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中文部馆员在图书馆新馆落成搬迁时，在一间堆满书刊杂物的储藏室里，竟无意在两个尘封已久的纸箱中找到了这批傅兰雅1895年时新小说征文的原始手稿。

　　这批珍贵历史文献为什么在这次征文全部消失百年后的今天才又重见天日呢？这要从傅兰雅离开中国说起。关于傅氏为什么要在1896年匆匆离开中国去美国加州柏克莱任教，学界有不同说法。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的中国史专家史景迁认为，傅兰雅离华是对中国感到失望，觉得他本人在中国的努力是个失败。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认为傅兰雅的离开是出于家庭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傅兰雅在1896年3月在《万国公报》上刊登了时新小说出案和获奖人名单后两个月就接受了美国加州大学的聘请，离开了他生活了35年的中国到美国西岸的柏克莱教书。

　　在《傅兰雅档案》中，书信占全书相当重要的比例,而其中一大部分为傅氏家书。从他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傅兰雅是一个非常爱家、注重孩子教育的人。早在1891年，傅兰雅的第二任美国妻子伊莱莎·尼尔逊已经携带他的4个子女到加州奥克兰定居。他在1895年1月6日给加州大学董事会写信曾提到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