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的书写难度

　　长篇小说原是一种极具难度的文体，其体量之大，天然地就承担着更多的阅读期待和加持，对写作者智识水平、知识结构、思考力、审美力甚至体力和意志品质都构成相当的挑战与考验。

　　2018年长篇小说中的脱颖而出之作，往往是对这一难度心存敬畏却也迎难而上的写作。这些作品共同丰富着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对于外部世界和自我内心的观照、理解和呈现，以千姿百态的文本面貌挑战和回应着长篇小说书写的难度，而这种写作本身又参与着难度的构建。

　　据说，2018年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已经破万，显然，上世纪90年代开始显现的长篇小说创作的蓬勃与繁荣仍在继续。身处一个长篇小说空前高产的时代，如此蔚为大观，让人似乎有些忽略或忘记了这一文体书写的难度。长篇小说原是一种极具难度的文体，其体量之大，天然地就承担着更多的阅读期待和加持，“史诗性”、“命运感”、厚重、丰富等等，诸如此类讨论长篇小说时经常秉持的标准，对写作者智识水平、知识结构、思考力、审美力甚至体力和意志品质都构成相当的挑战与考验。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观察2018年的长篇小说写作，会发现那些从海量作品中脱颖而出、分外醒目、引发读者与批评界巨大讨论热情的长篇小说，往往是对这一难度心存敬畏却也迎难而上的写作。在它们那里，长篇小说的写作难度不是被取消的，而是得到了重申。

　　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

　　我们有时会期待通过阅读一部长篇小说，去触摸一个时代、一段历史。和历史学、社会学的记录相比，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时代、历史的打量、记录和表达是审美性的、情感式的，它致力于保存的是一个时代的具象和肉身，还原大写的历史下每个局部的记忆与经验、血肉与灵魂。这时，一部关涉历史的长篇小说书写的难度在于，隔着岁月的风霜尘埃，如何实现对彼时彼地世相的还原、物质状态的还原和心灵状态的还原；如何把那些相对遥远、陌生的经验和体会，那些远在写作者时代背景和人生图景之外的人和事，有效地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有效地说服自己、进而说服和打动读者；如何进入公共视野、公共经验中的历史深处，以小说特有的眼光和方式打捞出新的东西。

　　《考工记》原为战国时期的一部手工业技术文献，王安忆2018出版的长篇新作以此为名，主人公是上海洋场的小开陈书玉，围绕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座祖宅的修葺，讲述了他历经民国、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历史时期的人生和命运。《考工记》被视为《长恨歌》的姐妹篇，小说的封面赫然印有“一唱三叹，《长恨歌》后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我们总忍不住要在《长恨歌》浓密的阴影下来阅读和讨论《考工记》。从《长恨歌》到《考工记》，从沪上名媛王琦瑶到世家子弟陈书玉，王安忆对这些“被历史席卷着向前奔去的凡人”、“热热闹闹的新时代之外的尘埃和草芥”，对他们在时代主潮高歌猛进过程中的“碾落成泥化作尘”总保持着描摹和探勘的兴致。历史是由无数卑微的生灵组成的，是由无尽的小事件循环往复推动着的。但其实历史又是最不关心和在意卑微的，它的脚步宏阔，每一次迈步，都抹去了太多生命的鲜活。《考工记》勾联起散落在历史缝隙中的人和房屋和他们语焉不详的俗世日子，再次出色地展示了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的形形色色的市民生活图景，展示上海近现代都市化进程；而在此次的写作中，王安忆对她的人物和故事更有耐心，更显慈悲。

　　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的主角是京杭大运河，运河的历史和当下既是叙事背景又是叙事对象。作者以“知识考古”的耐心和决心，讲述着这条曾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动脉的前世今生，讲述着围绕运河的人文历史。运河往事中包裹着几个家族绵亘百年的秘密，更流淌着现代中国100多年来踉跄而百感交集的演进。经由一对来到中国的意大利兄弟的视角，小说打开了理解和审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某种视角，翻译谢平遥的人物设置更形成了一种比较视野中东西方的相互打量。小说中，大运河的故事被放置在中国一百多年现代性演进时间流中展开，深刻的文化思索蕴含于几个家族故事的拼图和运河历史的追溯。《北上》为近年来的叙事现场提供了一种“新的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同时也实践着“70后”作家“把外在于自己的材料转化成自己内在的生命经验”的必由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