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创始人，传教士的儿子司徒雷登：”那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3)

70岁时，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没想到正是这个职位，让他晚景凄凉，走向悲剧的命运……他一直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希望能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他曾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

可偏偏，国民政府不听他的，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政府，他作为大使，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最终，内战全面爆发。他痛责自己失职：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后来，他极力想促成中美建交，但却失败了，但很多人相信：如果中美当时建交，不但大陆和台湾的历史要改写，甚至朝鲜战争也有可能避免。

1946年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在美国大使馆，身后的小楼至今仍在。

1949年8月2日，充当美国大使并不成功的他，踏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黯然离开了这片他生活了50多年，深深热爱并为之呕心沥血的土地。回国后，他就被美国政府“封杀”：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并且要“审查”他。

1947年1月画报所刊封面人物，司徒雷登在大使馆办公室。

抗战学者闻一多牺牲前曾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痛陈国民党的种种恶行，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却极力赞扬了一个人，那就是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但是我们课本上《最后一次演讲》中，有关司徒雷登的部分被尽数删除。

1949年，司徒雷登在中美关系的僵局之中黯然离开北京，回到美国三个月后即中风，后半生卧床不起。

1952年燕京大学被撤消，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在中国大陆，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

1962年司徒雷登病逝之时，他葬礼上的音乐，是中国名曲《阳关三叠》。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靑靑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我读到这里就觉得不胜唏嘘，这个创建燕京大学时被誉为“举世无仇敌”的人，最终却落得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凄凉晚景。

司徒雷登临终，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周恩来送给他的明代彩绘花瓶还给中国，二是将自己的骨灰运回中国，安葬在燕园妻子的墓旁。

可惜半个世纪之后，燕园变成了北大的燕园，妻子的墓地成为了北大的体育活动场所，而他们相濡以沫居住的临湖轩成为了北大的会客厅。

偌大的燕园，却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后人只能将他的遗骨辗转归葬他的出生地——杭州。

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冰心谈论司徒雷登时曾说：

“他能够叫出学校里每一个人的名字，不管是学生、敲钟的，还是扫地的。”

“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 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

他将自己所有的都给了中国，照顾过成千上万人的生老病死，他的葬礼却无人参与，他的名却无人纪念，他的爱却被视为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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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的校训是真理，斯坦福的校训是自由，普林斯顿的校训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