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继承大统 传教士汤若望功不可没

凤凰卫视2009年8月31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据传，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康熙帝之所以能继承大统，一个名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熙帝亲政以后，对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极为礼遇和倚重，甚至将这些掌握了西方最新科技知识和艺术的传教士任命为朝廷命官，中西文化交流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康熙晚年间，与罗马教廷之间爆发了一次礼仪之争，不甘罗马干涉的中国皇帝实行了严厉的禁教政策，把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几十年的苦心造诣毁于一旦，中西交流戛然而止。这一情况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才得以改变。而在此之前，仍有无数西方传教士企图进入中国，毕竟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让这里的人们信仰基督，将是他们莫大的荣誉。

1807年，一个名叫马礼逊的英国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与他的前辈一样，他也遭遇了世界上最为严厉的禁教措施。但马礼逊毫不气馁，毕尽一生之力，出版中文版《圣经》，并编撰了世界上第一部《华英字典》，为其后的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至关重要的一扇门。

解说：那是一段让中国人永远铭记的历史，天朝大国的梦幻，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之下，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现代世界的轮廓却逐渐变得清晰。那是一段渐行渐远的风雨往事，一个个异乡来客，促成了亘古未有的千年大变局，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他们之中，究竟是谁撬动了中国尘封已久的大门，是谁开启了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序幕，又是谁站在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口。几百年的风雨沧桑，究竟模糊了多少本该记住的面容呢？

曾子墨：自从1299年《马可·波罗游记》风行欧洲以后，中国就成了欧洲人眼中遍布黄金的天堂。此后数百年间，无数的西方商人力图远涉重洋，漂洋过海，追求财富。而走在这些人前面的，却是一群手持《圣经》的传教士。但是在中国这个君臣有别的世俗政权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道德价值观，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东方式的抵制。但是在强烈的宗教信仰感召之下，传教士们仍然前赴后继。这些虔诚的上帝子民，未必都取得了传教事业的成功，但他们的到来，却给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变化，很多人的命运也因此发生改变。

1661年，一个名叫爱新觉罗·玄烨的6岁男孩，正是在一位传教士的祈福中，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解说：公元1661年，北京，这一年的冬天并不寒冷。然而紫禁城内的人们却人人自危，不久之前，皇城之内天花泛滥，连天子顺治皇帝都未能幸免。这一天深夜，担任钦天监主管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被紧急召见。汤若望这时已经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深得顺治帝信任。汤若望知道，这次深夜入宫必有大事。

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作者）：当时，顺治要临终了，他就说皇位要传给谁。那据说，他征求过传教士汤若望的意见，因为当时天花流行，他汤若望就说黄三子已得过天花了，那可以免除这个天灾，所以顺治就选择了他玄烨。

解说：已经病入膏肓的顺治帝，最终不治身亡，他的继任者正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所推荐的黄三子爱新觉罗·玄烨。伴随着一段盛世辉煌的开启，汤若望所忠诚的传教事业，也在此时走向了顶峰，中国教众一度达到了27万之多。

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康熙本人在他执政的初年，就在做皇帝的最初的时期，对于西洋来的天主教，他基本上抱着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他可能不一定本身有很强烈的宗教的兴趣，但是他能够宽容，而且他跟重要的是对于传教士所带来的那些西洋的科学技术，以及有关西学的知识非常感兴趣。

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作者）：也感觉到是可以跟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

解说：将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并不是康熙的首创。早在一百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然而，无论是康熙，还是继承了利马窦遗志的汤若望都没有想到，千年传统终究拒绝了外来文明。

1715年，罗马教皇不顾在华传教士反对，颁布不准中国天主教徒尊主尊孔的禁令，这种横加干涉引起了满清政府的强烈反弹。康熙明确颁旨，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谭树林（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随着产业革命的开展，就兴起了近代工业，使得英国的科学技术飞跃地发展，国力大大地增强。为了追随殖民势力，英国的基督教差会在18世纪末，纷纷成立了这个海外传教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