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创始人，传教士的儿子司徒雷登：”那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2)

这种抵触源于他十一岁操着一口流利的杭州方言回到美国上学时，体会到的东西方巨大的文化落差。他很努力地适应这种落差，并最终与自己的母国取得认同。

所以尽管在大二时就感受到回到中国的强烈呼召，他仍然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却被当地老百姓戏弄；要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也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这种细致入微的描述必然出自他幼年时对于自己父亲的观察，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儿子，他深深地明白传教从来都不是一种浪漫地生活方式。而是如圣经中所描述基督的样子“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这是一种完全牺牲的，舍己的生活。

可是最终，司徒雷登在长久的挣扎和彻夜祷告之后，仍然和新婚妻子一起奉差遣来到了这个古老而陌生的国度，从此在中国服侍了四十五年，以一生来回应呼召。

这种在人看来愚拙的，不计代价的，义无反顾的逆向行驶，如何能够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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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司徒雷登夫妇回到中国后，1907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1919年，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听起来这履历青云直上颇为风光，但其实当时的燕大，所有的财产仅仅是：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而最要命的是没有钱。

梅贻琦执掌清华期间至少经费是充裕的，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则是一文不名。

所以在司徒雷登的自传中，他将自己比作乞丐，在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之间周旋筹款，而后骑着毛驴走遍北平为燕大寻找新校址。

可是仅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司徒雷登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建成了如今未名湖畔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燕园。

这所中国近代最为知名的大学，不仅有大楼，更有大师。

源于司徒雷登打破教会学校的限制，不拘一格囊括周作人、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埃德加·斯诺等当时最有名的教授，并与哈佛合作成立了至今仍在运转的享誉世界的哈佛燕京学社。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在临湖轩举行，他们身后的司徒雷登是主婚人

当年燕京大学绝对不逊于当今北大，建校的短短的33年间，注册学生不到一万人，却出产了4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二战时，中国驻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十分之九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据统计，至1937年，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二百五十万美金，但司徒雷登本人却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辞世之时与梅贻琦同样身无长物，两袖清风。

一九三六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颁发给司徒雷登的奖状

这些足以彪炳史册的功绩，却被轻描淡写地记叙为一句：他在中国建立广泛社会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

1926年，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病逝于燕园，他一生未再续娶，每天清晨都去妻子的墓前静坐祷告。

将自己深爱之人亲手葬在自己所建造的学校，这样至死不渝的深情，如何能够假装？

1931年918事变后，他亲自带领燕大师生上街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人们认为，作为校长的他，肯定是不支持罢课的，不料他却说：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开战。第二天，燕京大学即被日军封闭，

并拘押了他。此后，他被被囚禁在，北京东单三条日军看守所与世隔绝，坐牢时间长达3年零8个月，直到日本投降，才重获自由。

《时代》报道司徒雷登出狱后。

而出狱后的第二天，他就着手重建，因战争而关闭的燕大，当年10月10日，燕大就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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