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恰逢改革开放40年,有关它的纪念和讨论在这一年之中更多时候是以会议、新闻、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形式呈现。李凤群201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大野》是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观察和表达,不同于几年前出版的反映改革开放长篇小说《大江大河》以几十年经济生活中“弄潮儿”为主线的正面强攻,《大野》将两个普通农村女性——时代主潮的边缘人的个体成长和个人命运,纳入国家改革开放40年间的时代历程中来讲述,作品中的两个女主人公经由各自不同的话语方式,展开作者关于城与乡、物质生活与精神欲求、自我与时代等的思考和探索,更由此呈现出“70后”一代人在改革开放时期共同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
长篇小说“不能承受之轻”
长篇小说作为公认的“重文体”,往往背负着“总体性”的期待和要求,症候性、历史感,似乎天然地就与长篇小说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相对于细节的真实、经验的具体生动、语言的独特性等等,一部上乘的长篇小说,还需要一种作为筋骨和支撑的内在性的结构,而这种内在性结构的设置,往往暴露的是作者从整体上去考量、思虑和把握书写对象的能力。那些真正成为经典的长篇小说,那些在漫长岁月中拥有持续阅读热情和价值的作品,往往都是很好地实现了这一期待的作品。
2018年底,李洱出版了长篇小说《应物兄》。作者历时13年方才完成的写作,13年的披阅增删,在长篇小说写作全面提速的当下叙事现场格外引人注目和期待。被评论家称为“现象级”的这部小说,中心事件说来并不复杂,围绕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筹备成立和迎接儒学大师程济世从海外叶落归根,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各路人马摩拳擦掌。古典文学研究泰斗、著名考古学家,校长、系主任、学生、同行,甚至官员、商人……而“我们的应物兄”作为小说的主角,作为儒学院的具体筹建人和程济世先生归国的具体联络人,他在这一过程里的境遇和遭遇,他和周遭世界的交流、融合、对峙、冲突,他的所思所感所见所闻,串起了一场熙攘喧闹的儒学复兴大业,串起了知识界、文化界几十年来的众生相,更串起了当代学界、文化人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复杂关联。然而,上述这段文字却不能真正实现对这部作品的复述,是的,这大概是一部太难轻易“复述”的小说,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表层情节之下包含着太多具有丰富延展性的可供讨论的话题,
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与评价而言,《应物兄》作为近几年来最具分量的长篇小说,之所以被誉为“与当下时代相匹配的一部小说”,除了前面所述的高浓度,更源于小说整体上的那种文化历史视野,即“总体性”。小说中那些林林总总的人物,那些众生相与浮世绘,那些铺陈罗列的百科全书式的细节和知识,都笼罩在一种关于这个时代纷繁复杂的历史社会的思虑和考量之下,更始终贯穿着作者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前世今生、从日常人生到灵魂深处的探究之意与悲悯省视之心。小说中,知识不仅作为叙述语言,同时也是作者审美和怀疑的对象本身;叙事语言中或隐或现流露出来的戏谑和俏皮,恰到好处地表达出作者对自己身处其中的那个人群的复杂情感,深刻的批判与深切的理解交错其中。
当然,强调长篇小说的总体性,并非强调作家要对自己书写的对象做言之凿凿的笃定评判,或强势的价值判断。作家并非真理的代言人,长篇小说的写作也并不负责真理的发布、问题的解决甚至忠奸善恶的辨别,他要担当的是一个观察、探询、追问的角色。我们现在总是忍不住感慨当下长篇小说中总体性的匮乏和孱弱,其实是在呼唤那些逼真的细节、光滑的叙事背后,作家关于人、关于时代、关于所书写对象的一个基本的思考和表达的能力。《应物兄》出版后就引发了文坛和评论家热烈的讨论,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事件性的小说”、“《红楼梦续篇》”、“这些年文学界一直在等待的小说”,评论家李敬泽这样解释文坛久违的集体兴奋:“面对这样的时代、变化和人,需要想象、建构和创造一种与之匹配的小说,在这个小说中我们也能真正看到这个时代、看到这个时代中的我们自己。近些年来小说家们一直在为此奋斗,但无论是读者还是批评家,都觉得好像不那么令人满意。所以我能理解我们的批评家们看到《应物兄》后的兴奋,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标本,一个对象,一个可以有力地来说一说这个时代的长篇小说。这个时代的巨型叙事应该是什么样子?正好就和这个时代能够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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