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的书写难度(2)

　　刘醒龙的《黄冈秘卷》以家族叙事的文本面貌，穿插大量民俗典故的描写，经由“我们的祖父”、“我们的父亲”和“我们”的视角来讲述一段家族秘史与革命传奇。而贾平凹的《山本》讲述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大山深处一个叫涡镇的小地方，“城头变幻大王旗”乱世中的一段情感和几种命运人生。这两部小说都可谓作家的归乡之作，写下的是过往里或传奇或苍凉的往事，而刘醒龙、贾平凹的叙事着力点或兴奋点所在，大概是要呈现历史深处一方水土的独特文化气韵和精气神。故事即使反复被讲述，也终将尘封，而有力量的历史叙事写下的是旧时光，生发的却是新意蕴。

　　上述几部小说关涉其实都不过是刚刚逝去的时光，但我仍然把它们视为历史书写，可能因为这些岁月时光都有一种表面的“暂告一段落”，与我们当下生活的联系似乎隐秘而微弱。而我们为什么要经由小说去触摸某一事件、某段历史？不是为了更清晰，而是为了更模糊，确切地说是为了模糊之后的更清晰。某种意义上，也许小说比历史更可靠。

　　长篇小说“现实一种”

　　更多时候， 现实主义仍是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潮，或者说，读者对长篇小说的期待相当程度上仍落在其关于现实与当下的观照和表达上，从社会生活到精神状态。我们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渴望书写当下的作品，渴望那些对应着中国当下复杂经验的叙事，除了穷形尽相地淋漓描摹时代生活，更经由它们打量和探究世道人心，去印证或抵消自己的焦虑疑惑。

　　而讲述一个正在发生的中国故事，却是难度巨大的。难度之一在于，所谓现实，一方面对应着当下中国社会生活与时代演进中五光十色、庞杂斑驳的丰富与复杂，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新状态；另一方面，作家们的创作却总停留在某种舒适区里重复着自己的关注与表达惯性，对于真正现实的反映不过是冰山一角。基于此，2018年的长篇小说中，引发我特别关注的是周大新《天黑得很慢》。作品从一个陪护保姆的视角，以她在“陪护经验讲座”中的讲述设置了一种“拟纪实”的笔法，向读者呈现了一个退休法官老年生活的身体和精神历程，由此触及到一个极具普遍性的大命题——每个人进入老年时的心理与生理历程，其中的无奈与不甘、内心的孤独恐惧与身体的衰败荒凉，那些复杂隐秘的心境与心事。尽管文本中局部的叙事逻辑稍嫌粗疏（比如看护员钟笑漾讲述老人生活时的话语方式），但小说最可贵的是对中国逐渐进入老龄社会这一新问题的文学敏锐，作为国内首部全面关注老龄社会的长篇小说，这也是周大新跳出题材惯性场域和创作舒适区的一种尝试。引发我特别关注的还有杨少衡的《铿然有声》，主人公迟可东履职县委书记、副市长、市长过程中，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种重大历史、政治责任，与周围人和环境发生的复杂关系。小说笔涉官场和官员，却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官场文学”，作者的关注重心不是倾轧的步步为营和机关算尽，甚至不是腐败与反腐的激烈斗争，而更多在试图呈现新时代基层执政者在面临新任务、新矛盾时管理思维的更新。《铿然有声》于生态建设、环保问题的冲突和矛盾中展开情节与塑造人物，以文学的方式回应着当下中国深化改革、经济发展和执政管理中一个突出的矛盾：长远利益与当下利益、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以及这其中的官场生态和世相人心。如果说《天黑得很慢》提出了文学“新问题”，《铿然有声》则塑造了文学“新人”——一种新型执政人格的锤炼。它们都开拓了当下现实主义叙事的关注图景与表达视野。

　　说到“新人”，想起张柠《三城记》和其中的青年形象顾明笛。小说主角“80后”青年顾明笛辗转上海、北京、广州三座中心城市工作和生活，历经自己与外在环境的相互冲突、对峙和选择，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着对真实自我的不断寻找和认知，实现着人格的完善和完整。《三城记》贯穿着作者对于当下青年景观、青年现实生活与精神状态的深入观察和探究，而小说的叙事着力点，不是渲染那些如影相随的困顿和烦恼，不是对主人公所处环境的一味喟叹与抱怨，更多的笔墨是着力于顾明笛与青年伙伴们在这一过程中在想什么、做什么，在以什么样的灵魂状态与身体姿态确立、彰显主体性，在被迫与外部世界迎面碰撞之后青年人力量的显现。

　　讲述一个正在发生的中国故事，其难度还在于如何与身处其间的现实保持一种审美距离。现实主义创作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现实题材创作，比如，在这个资讯如此发达、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轻松获得各种新闻和故事的时代，当一个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的案件进入叙事的时候，小说将给予它怎样的观察和表达？石一枫《借命而生》中，小说的表层魅力固然来自对一场历时多年的追捕、一个警察与逃犯长久的对峙和角力的精彩讲述，以及氛围营造、节奏把控和语言精准。扣人心弦的背后，是直抵人心的拷问，个人与历史的对峙、时代留在个体上的伤痕或“勋章”，这才是小说的深层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