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七十年回顾

▌张玉瑶 陈梦溪

五四新文化运动，改天换地般重新塑造了中国文学的面貌。在文学史意义上，一般而言，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白话文学从“现代文学”跨入了“当代文学”。所谓“当代文学”，即1949年后延至当下的文学，而今已走过七十年历程。与大师辈出、时光封印的现代文学经典三十年相比，当代文学依然在行进中萌发着新的活力，站在70年的节点上向后回顾和向前瞻望，都无疑是个更开放、更多样、有更多发现和期待的场域。

现实主义是当代文学自诞生以来一直践行的一条准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创作必由道路和美学范例。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区的代表作包括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等率先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创作上树立了典范。解放前即以《小二黑结婚》出名的赵树理继续深耕出《三里湾》，从新的历史角度书写他一贯熟悉的乡村社会经验。另一部巨著是柳青的《创业史》，史诗般反映了渭河平原上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产生了众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浇灌了当代文学花园中革命叙事和英雄传奇的红葩。《红岩》、《红日》、《红旗谱》、《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些当代传奇为人耳熟能详，更是被反复改编成影视，影响到今天，杨子荣、许云峰等也成为革命时代千万英雄人物的化身。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红色经典，颇可接续“五四”的精神传统。

1956年，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文艺界和知识分子的指导思想，一时思潮涌动，文艺界畅所欲言，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理论建设有重要意义。时年22岁的王蒙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批评了党政机关中的官僚作风，令人精神一振。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话剧舞台上，不能少了老舍的名字。小说成就极高的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把很大心力奉献给戏剧，接连创作了《方珍珠》、《龙须沟》、《茶馆》等极具影响力的名作。杨朔、刘白羽、秦牧等是这段时间的重要散文家，《荔枝蜜》、《茶花赋》、《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歌颂祖国、战士和劳动者的名篇也进入了中小学课本。1961年，邓拓在《北京晚报》上以“马南邨”为笔名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一系列微言大义的杂文受到热烈欢迎。

在诗歌创作上，贺敬之、郭小川、邵燕祥、李瑛、闻捷等成为新的时代歌者，《回延安》、《甘蔗林——青纱帐》等都是此中抒情名篇。儿童文学也是备受扶持和关爱的园地，包括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严文井《“下次开船”港》、徐光耀《小兵张嘎》、洪汛涛《神笔马良》、冰心《小桔灯》等名作繁花似锦，发掘童心，成为深受数代小读者喜爱的经典。

经历了繁花与风霜并行的“十七年文学”（1949—1966），中国文学在“文革”十年中，惟余八个“样板戏”以及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少部分作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代文学进入了反思时期，文学史称“新时期文学”，从回顾历史的“伤痕文学”开始。刘心武的《班主任》反思了“文革”和“四人帮”带给普通人的影响，批判的精神重新回到当代作家身上。一批平反后的作家重新执起笔来，包括从维熙的“大墙文学”、张贤亮的《灵与肉》和《绿化树》、王蒙《活动变人形》等，都从不同维度上确认“伤痕”。曾经被压抑的人、人性、人道重新被提起和确立，曾经的真善美的情感重新被赞美。古华的《芙蓉镇》堪称其中佼佼者，也成为影史经典。归来的返乡知青带着时代给予的磨砺和迷茫，开始了他们从特殊青春记忆起步的书写。这批年轻人里面，有不少成为了后来的文坛重要力量，如铁凝、张抗抗、叶辛、王安忆、史铁生、梁晓声、张承志等。

与“反思”浪潮并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成为向来关注现实的当代作家全新的书写题材。反映企业改革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三千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刻画了一批敢想敢干的时代先锋；路遥的《人生》及《平凡的世界》成为反映农村变革的经典，塑造了高加林、孙少平等一批在困境中寻找出路的新式农村青年。

诗歌在新时期文学中充当了打头阵的时代号角。北岛、舒婷、顾城、芒克、杨炼这批被批评为“朦胧派”的新诗人跃上诗坛，触发了对诗歌美学的新探讨，在塑造时代新意识形态上更是影响深远。每个年轻人都曾在《一代人》中发现自己，在《回答》中面对质疑，在《致橡树》中树立崭新的爱情观。与此同时，一批曾经“七月派”、“九叶派”、被划成“右派”的老诗人也重新归来，诗歌从“颂歌”重新回到锤炼语词、思考世界、剖白自我的轨道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这种转向交给了欧阳江河、张枣、西川、海子等人，海子在山海关有象征意味的一卧，令他的太阳、麦地、姐妹成为中国诗歌永远的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