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国传教士随行红军18个月见闻【2】(2)

1934年7月23日，中央军委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这个长电中，中央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有说明，后来我们在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可能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周恩来后来曾说过，当时组织红军第六、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经过充分的准备，8月7日下午3点，红六军团约九千人，由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

红六军团从湘鄂黔边进入贵州，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他们顺利地渡过了清水江，又突破了湘、桂、黔三省敌军共18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入地主武装盘踞的老黄平县城——旧州。

在这里，红六军团“偶遇”了传教士薄复礼夫妇。

薄复礼夫妇参加的宗教活动结束后，起身回镇远。途经旧州时，他们和在那里传教的海曼夫妇度过了1934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10月1日一早，海曼夫妇送他们上路，“路上小心！”海曼迎着晨风对薄复礼挥了挥手，大声说道。

仅仅分手24小时以后，他们和海曼夫妇又在一种奇特的情形下见面了。

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这样描述：

此时，我们已经听闻镇远那边“出了乱子”，我并不知道“乱子”是什么，也不清楚当时政府军（即国民党军）的动向。回家的路有大小两条，为了选择道路，我们争论了好半天，随行的厨师坚持要走小路，我们就选择小路前行。结果，还没等下山，从树林中冲出了一群人，拦住了去路。

薄复礼发现，这些人大都操着江西方言，都带着相同的帽子，佩戴着红色标志。

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帽。他们穿的衣服则很杂乱，简直一个人一个样。看到山下小村里有很多他们的人时，我第一个印象是，抓我们的人是强盗，我们被绑票了。不过，当看清那些人在墙上新写的标语后，我才恍然大悟：他们就是共产党！

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红军长征开始时，很多贵州的老百姓对红军都不大了解。薄复礼也不例外，他以为自己被“共匪”绑票了。

薄复礼看到人群中还有剪短发的妇女，在齐耳的短发之下，一套男军装收拾得整洁得体，这令他心里又生起疑来：土匪是这样的吗？

他被带到一间大马厩里，随即被松绑。红军如数归还了他的财物，连他旅费中的几个银毫子也如数奉还。

这下，薄复礼更摸不着头脑了：“如果不想抢劫财产，为什么还要把我们抓到这里来呢？”

薄复礼随后被带去见“法官”，也就是他最初接触到的红军干部：

在带去见法官的时候，法官的妻子始终坐在床上注视着我们，最初，我认为那个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实证明她很和善，并好像受过很好的教育。当我告诉他们，我妻子可能不能坚持跟他们走这么多路时，法官的妻子宽慰我：“我也是个女人，她将会像我一样慢慢适应。”当我对法官阐述基督教义时，他总迷惑不解，因此，往往由他妻子再进一步解释我的这些“鬼话”。

他在书里一直称“法官”的人，是红六军团保卫局长吴德峰。他称为“法官妻子”的，是吴德峰的妻子戚元德，时任红六军团保卫局党总支书记。

1934年10月2日，红六军团经过55天的艰苦征战，进入贵州黄平境内，于当日八九点钟攻占黄平老县城——旧州。

旧州城东，有一所幽静的天主教堂，院内建有一座德国式的高大宽敞的礼拜堂和一栋中国式的普通教会学校。加拿大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旧州教会牧师阿诺利斯·海曼夫妇就居住在那栋二层楼房里。

红军攻占旧州后，与薄复礼夫妇一样，海曼夫妇也被带到了红军的队伍里。

萧克在回忆录中回忆这一事件时说：

在旧州地区，我们扣留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当时，正处于紧张的战斗行军时期，对这些不明身份的外国人，自然不能放过，虽然我们很快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释放了他们的家人，但还是留下了薄复礼和海曼。

有关这一涉外事件的历史背景，戚元德后来回忆说：“当时在贵州的教会，大多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指责我们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是‘红祸’。我们每到一处，他们都号召教友‘坚壁清野’，与反动政府一起撤退，视我们为敌。因此，我们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没问题的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只要他们认罪，不与共产党、红军为敌；只要交纳罚金，支持红军革命、抗日救国，就立即放人，并保证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