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德明:晚明基督徒身后的世界波澜(3)

我设法复制了这些文本，乍一瞥似乎证实了我最初的假设，即朱宗元的作品实际上会打开窗口，让人看到中国明朝晚期基督教的各个方面。一方面，朱以高度专业的方式书写，涵盖了从科学到基督教和经典儒家概念融合等主题；另一方面，他的文本也揭示出相信基督教象征的神奇力量或者一些物质的治愈力，如据说是从各各他山（Mount Golgotha）的地面上刮下来的土壤。在所有这些层面上，朱不仅与他的当地群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也与很多欧洲传教士有着沟通，这些欧洲传教士的宗教思想和实践比起大家想象中的要多样化得多。例如，在耶稣会士扮演成科学家和学者与中国精英阶层对话的同时，他们也在普通民众中间用法术驱魔。

从我对这个专题研究工作的一开始，就决心不仅仅是对朱宗元的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语境化处理。我对把朱的思想主要放在基督教语境内不太感兴趣。毕竟，这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暗含一个问题，即他的信仰和价值体系是否以及在哪些方面偏离了含混的“欧洲人”的宗教热忱。恰恰相反，我主要感兴趣的问题是，朱宗元的前卫性基督教作品如何适应了明朝晚期中国的文化、宗教和社会图景。这样一个方法论上的手法将我的主要强调之处从关注基督教“原义”转到了朱宗元想要在自己的社会中达到的思想甚至是政治上的干预方面。

为了选择一个具体的分析视角，我决定主要考察当时的明朝读者可能如何理解朱宗元的文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有必要思考明清交接之际中国社会的各种话语、突出概念和争论的问题。我非常清楚，需要查阅相当广泛的若干种语言书写的一手资料和二手文献，弗赖堡大学的藏书不能满足我的研究专题的需要。因此，我决定在南京大学度过一个学期，在南京大学我与邓睿教授密切合作。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有机会到哈佛燕京学院做研究，在哈佛燕京学院我不仅能够利用极好的图书馆藏书资源，也可以请教专业的学者如杜维明（Tu Wei-ming）和包弼德（Peter Bol）。此外我还去了荷兰的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和比利时的鲁汶大学（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并使用这些大学里的关于早期现代中国基督教领域的丰富藏书。在鲁汶大学，我开始了解到钟鸣旦是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我有幸让他成为我的第二导师，并评价了我写的所有章节。

在我为博士论文做研究时，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三年半时间，为了考察朱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欧洲宗教元素和哲学概念呈现给中国读者，我把语义学和历史学视角联合起来应用。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也在思考各种有争议的问题和紧张关系，这些最终塑造了从一个文化背景到另一个文化背景的基督教译文。在部分追随其他学者的基础上，我提出调和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教义的整体框架能够造成重大的社会政治挑战。因为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方法受到欧洲其他天主教教团的强烈反对，传教士们需要特别强调这种中国教义的纯粹的世俗性。他们把古代儒家思想阐释为一种哲学，就像古希腊思想一样，保持着世俗性并因此与上帝的启示可以共存。不过，他们也相信儒家思想在发展期间渗透了佛教和其他宗教元素，这就是为什么儒家思想丢失了其原有的道德观，需要从这些后来的添加元素中解脱出来。

大体上，这呼应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派把明朝晚期的危机归咎为佛教和其他精神上的力量对所谓古朴的儒家思想传统所产生的强大影响。然而同时，基督教与儒家“正统主义”（purist）运动结合起来，弱化了其潜在的支持基础。毕竟，除了像带着融合意愿的佛教学者，很多基督徒也宣称要通过把儒家思想与他们自己的宗教体系联系起来，从而丰富儒家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违反了潜在盟友的原则：儒家“正统主义者”也宣称要抵制佛教，以让儒家思想回归古时的辉煌。

正如这些例子所反映出来的，我主要从他们明朝晚期语境内部分析朱宗元的作品，同时展示这些文本还与有其自身争斗和控制模式的欧洲思想、政治和哲学背景相关联。从一个类似的角度，我也通过把朱宗元的相当具有当地特色的生活置于种种相互重叠的语境中概述了他的传记。这只有在把大范围西语和中文资料中散落的单个信息经过侦探式工作拼接起来之后才有可能。

在我博士答辩后大约两年，我博士论文的修订版以德语专著的形式出版（Sachsenmaier, 2001）。目前，我在为该书的英文版工作，英文版也会纳入中国基督教研究以及紧密相关的研究领域里一些最新研究动态。不过，该书把朱宗元——他的思想、作品和互动范围——甚至更直接地置于跨区域和世界历史语境中，在这个意义上也反映出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视野在持续变化。例如，我利用新的研究成果，尝试把17世纪的中国放在世界历史框架中（如Waley-Cohen, 1999 ；Struve, 2004）。此外，评估早期现代期间欧亚联系和交往的资料不断增长且呈现出多样化态势，我对此提供了一份文献概述，从围绕欧亚大陆早期现代形成展开的论辩（Lieberman, 1997 ；Flynn and Giraldez, 2002 ；Darwin, 2008）到提出同一时代的欧洲和东（南）亚平行发生了政治、社会和文化集中化进程的研究（Lieberman, 2003—2004 ；Woodside, 2006）。而且，有一些出版作品力图对早期现代全球网络如耶稣会士（如Alden,1996 ；Brockey, 2007 ；Worcester, 2008）或其他宗教网络之下的全球和当地互动进行语境化研究，我也使用了这些作品。例如，在同一时期不仅基督教经历了一个庞大的地理扩张时期，其他宗教也是这样的：尤其是伊斯兰教和程度较小的佛教。在很多方面，有限世界的经验和协商文化差异的挑战极大地影响了早期现代的很多宗教和文化（Subrahmanyam, 1998）。这样看来，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使命只是全球趋势的一小部分，比起欧洲在世界上不同地方逐渐增长的存在感，全球趋势在范围上更加宽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