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德明:晚明基督徒身后的世界波澜(2)

虽然如此，远离从单一文化体系角度来思考欧洲和中国的普遍转向，与重新思考明朝晚期的耶稣会社的尝试也不可分割，在这个时期儒家—基督教综合体（即所谓的“调和方法”）的主要概念支柱正在建立（Standaert, 1999）。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相信，重要的传教士如利玛窦或艾儒略当然精通中文，但是不可能精通到以他们名字出版的著作和中国市场上的散文作品一般优美。此外，完全可以假设，即使在几十年之后的中国，没有欧洲传教士能够独立地编制博学的参考文献和暗指儒家经典的巧妙典故，而这却是以耶稣会士名义出版的亲基督教文本的特征。

把欧洲传教士看作是17世纪中国基督教的重要塑造者的观点逐渐被替代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现在开始把调和方法概念化，将这种方法当作耶稣会士和持赞同态度的中国学者联合努力的结果。这种视角的改变也意味着有必要多加关注进入儒家—基督教综合体的明朝晚期思想和流派。事实证明，儒家—基督教综合体的许多因素实际上受到了当时中国思潮的极大影响。

这个转向意味着该领域现在逐渐对中国基督教的不同群体和类型更加感兴趣。早期的学者大体上关注中国基督教的最上级阶层，尤其是一些个体如徐光启或李之藻，他们在中国的考试体系中得到了最高级别的学位（进士），作为士大夫为帝国服务。但是，到了17世纪40年代耶稣会传教士大约有20万中国信徒，这个事实足以表明中国绝大部分基督徒的生活远离历史学界迄今为止所关注的精英圈。在不太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与中国民间宗教的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信仰巫术、符咒和魔法的力量也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基督徒的雕像、象征和信仰元素与佛教和道教习俗融合起来——这是在中国的一小部分耶稣会传教士不能接受，却无法控制的。近期对这些复杂的信仰世界产生的越来越多的学术兴趣意味着把皈依的中国信徒构思为创建了基督教的新形式并展开了他们自己的发展势头（Zürcher et al., 2007 ；Menegon, 2010）。

我对这些新的研究领域非常感兴趣，同时对研究早期现代中国基督教明显存在的大量机会稍微感到迷惑。就我自己的研究项目而言，我对可能的发展方向形成了一些相当模糊的想法；同时，我完全清楚事实上我仍然缺乏对相关文献的足够把握。为了寻找一个有前景的专题研究，我联系了一些该领域的著名学者，给他们描述我的计划和追求的目标。我收到了若干非常友好和鼓励的回应，但尤其是孟德卫的一封信给我指出了接下来几年我前行的方向。他提到，为自己的书《杭州被遗忘的基督徒》（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做研究时，他经常看到一个改信基督教的人的名字，朱宗元，他生活在明清交接时期，即17世纪中期。朱当然属于他家乡浙江省港口城市宁波的富有阶层，但因为他没有最高级的正式学位，大部分时间待在当地，他的一生当然无法与明代晚期中国上流社会的基督教徒相比。这样看来，关于朱的材料预示着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基督徒的生活片段，而对此相关研究还没有充分阐明和理解。

然而，正如孟德卫告诉我的，也存在着挑战，关于朱的材料极有可能散落在世界上各个地区的各种档案中，很难得到——例如，位于上海的前耶稣会徐家汇图书馆的大量藏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然不对外开放。一个希望是巴黎的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这里也存有法国前皇家图书馆的藏书。因为在17和18世纪期间很多法国国王系统地搜集关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献，也积极参与对中国的传教活动，所以至少有一个能够实现的机会，即图书馆的藏书也包含关于朱的资料。当在老旧的“东方文本和手稿”目录内没有看到一个关于朱宗元的词条时，我的心沉了下去。但是，这些卡片是手写的，很有可能追溯到早期现代，当时法国图书馆员极有可能不具备好的中文水平。这样我按照另一个中国汉字进行查阅，这个汉字的发音是“未”，看起来稍微与中国人的姓“朱”相似。实际上，在“未中元”词条之下，我发现了朱宗元的所有主要作品，特别是用文言文书写的两本书和两篇长文章，在明代晚期时首次出版。当一个年轻的博士生最终确保了他的主要一手资料并找到一个可行的研究专题时，很难描绘他的激动之情——由于在国家图书馆陈旧的墙壁之内大家都在默默地忙碌，这份激情需要相当克制。这座建筑本身可以追溯到黎塞留（Richelieu）时期，他也是朱宗元同时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