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德明:晚明基督徒身后的世界波澜

本文节选自《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编者：[美]肯尼思·柯蒂斯、杰里·本特利，译者：李俊姝，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在多种可能性中，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皈依者的历史尤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当然渴望更好地理解这种在来自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个体之间所产生的联系的方方面面。毕竟，此时中国人和欧洲人的学术史和宗教史明显在多方面彼此重叠，触发了很多耐人寻味的相遇。例如，耶稣会士和中国基督徒力图通过复杂的论述把儒家学说和天主教义融合成一个概莫能外的框架——后来这被称为“调和方法”（accomodation method）。也有耶稣会传教士坚定地反对佛教以及中国宗教图景的其他方面，在中国的宗教图景中不同信仰体系之间的融合相当常见。中国人对于耶稣会或合作或抵制的态度及其感想也非常有意思，这些不同的观点，尤其在明朝晚期（1368—1644）产生了相当耀眼的学术论辩和出版作品。我阅读到的一些话题也非常有趣，比如耶稣会士因为其调和政策的一些方面，如接受像祭祖等某些中国仪式，而在欧洲面临着巨大压力。他们没有将之阐释为异教徒的习俗，而是作为纪念父母的合理方式。显而易见，把基督教教义编织进中国文化结构的尝试不仅形成了很多思想和语言方面的挑战，也造成了政治上的挑战。中欧相遇的双方都面临着这些挑战。

当我在与这类性质的话题相关的学术文献中漫游时，我逐渐清醒地意识到这个研究领域在前十年或者二十年所经历的一些重要方法论变化。其中很多与史学学科文化内部新出现的世界历史研究方法和变化相一致。让我触动的是，长久以来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一直受到欧洲中心的或者基督教中心的研究方法的主导。例如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相当高比例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出版物明确地是建立在相信基督教是唯一普世信仰的基础上（如Bettray,1955），我对此感到震惊。

二三十年后，研究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是相当一部分出版作品仍然以耶稣会士为中心的视角书写，倾向于把中国仅仅刻画为一个他们行为的舞台。依然有明确的倾向夸大耶稣会士在调整基督教教义以适应中国的整体文化、政治和社会语境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例如，很多作者笔下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d. 1609），他不仅是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创始人，也是对于儒家经典著作博学的哲学和文献学思想的最重要创建者，他的思想构成了在中国实施的调和方法的基础。同样，利玛窦也极其频繁地被描述为《天主实义》（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的唯一作者，该专著在明朝晚期时的中国以他的名义出版（对利玛窦等人的介绍，1986）。

然而，对早期现代中国人基督教的研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很多变化离不开这个事实，即先前处于边缘地位的学术学科现在逐渐在领域内更加重要。在很多方面，完全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前后，关于中国人基督教的研究活动的重心从神学转到了汉学（Mungello, 1999 ；Standaert, 2000）。这意味着欧洲和美国的学术群体现在更多关注中文的一手材料，包括从亲基督教的书籍到反对基督教的宣传册，从祷告指南到科学出版物。与这个领域的许多早期历史学家相比，大部分汉学家使用了复杂得多的视角，涵盖了17世纪中国的社会、政治、宗教和学术模式。像许理和（Erik Zürcher）、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和孟德卫（David Mungello）这样的学者开始指出，明朝晚期极其不同的——有时也是相互竞争的——思想学派、宗教运动和政治团体的丰富内容（Zürcher, 1990 ；Mungello, 1994 ；Standaert and Yang, 1998）。同时，越来越多的文献更详细地评估了同一时期欧洲的宗教和学术图景的方方面面。这两种工作联合起来，意味着很多学者不太想把中欧关系看作中华和欧洲“文明”的庞大文化体系的代表者之间的交往来进行考察。更准确地说，这个领域更倾向于接受甄别具体的代理人网络，这些人的价值体系、恐惧和雄心壮志与耶稣会的议程相容，但是，并不是完全相同。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外是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研究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批判时，提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极度不相容，以至于当地的文人不可能理解和欣赏（Gernet,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