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城老行当(组图)
杭城
旧时的三百六十行，存世的极少。他们是农耕时代的翘楚，一技在身，吃遍天下。他们走乡穿村、走街串巷，延伸了乡人市民的生存空间；他们立足水陆码头，前店后坊，前铺后家，也是一座城镇兴隆的基础。他们是城市的中坚，是时代的印痕，也是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见证。
剃 头
蔡贤荣老人今年87岁，16岁拜剃匠做了“学生子”，七十年来一直在剃头。他说，他学艺时，男人剃的大多是光头。
四十年前经过北京，见胡同口、墙角边的剃头挑子，清一色在刮光头，剃匠也是个秃瓢。夕阳西下，双双影子在墙上，很奇，因为四十年前的杭城少见光头。这不是说杭人不懂得剃光头省钱，也不是说北人的脑袋没棱没坎，刮光了就是自信。应该说是杭人继承了沿海的开放，懂美。南人刮光头，毕竟像熟芋艿剥了皮，不耐看。
蔡老说的七十年前就不同了，剃具只有剪刀、剃刀，哪怕是最时尚的“盖儿头”，鬓发也没有过渡的坡形。要是再早三十年，男人剃发那就是造反，要杀头的。“瘌痢杀头没犟头”，说的就是瘌痢被官府诬上了，有口难辩。后来革命，男人也剪披头——现在女孩子的那种学生头。
小热昏唱《马浪荡学剃头》，说起手练的是刮冬瓜，门口小锣一敲“嚓啷啷——”，马浪荡剃刀戳进冬瓜就去轧热闹了，学艺“出山”，上了客人的头，习惯成顺势，祸就闯大了，不过，蔡贤荣说，他拜了师先学的是铰耳朵。
看师父捏一把细细长长的绞刀，伸进客人耳孔，不深不浅，轻轻铰动，全凭手感。再看客人，舒舒服服，眼皮紧闭。等到耳孔的汗毛全都铰光，耳屎掏尽，客人会大叫一声：“舒服的！”这就是会享受的杭州人。
学生子铰耳朵得从小葱学起。一把绞刀，捏得不紧不松，从葱白的一段芯中铰进去，轻重得体，铰进一寸，通体剔透，葱皮不破。这样的把握，几次三番不失手，才算握了“火头”。与“天堂”杭州一样被称作“天府”的成都，至今仍有“掏耳朵”，不但本地人喜欢，尝试过的外地游客，没有不说“妙不可言”的。可惜，杭州失传已久。
除了铰耳朵，剃头学徒还得学敲背、捏头颈、洗眼睛；放血、扭痧、刮沙眼。前三项说的都是男人的享受：敲背、捏头颈，讲究的是穴位，这一套，现在的美发店也有。洗眼睛就绝迹了：用剃刀先将客人眼角的毛刮净，再用刀把，按摩眼角，轻轻柔柔，按摩得客人说“酸的，酸的”，眼泪水出来了，眼清目明。
说到放血，此术蒙医也有，治的是肿胀淤滞。譬如挑担儿的粗人，腿筋鼓胀，如同“牛污赤鳝”（一种大青蚯蚓），按现在的说法，叫“精索静脉曲张”，极难受，剃刀挑的是腿筋的血；还有伢儿的疳积，光吃不长肉，羸弱不振，有一种民间治疗是针挑穴位，剃匠师承，单刀直挑筋脉。我的一位被采访者杨素珍说：五十多年前她女儿得了疳积，人瘦得像一根豆芽菜儿，找的就是竹斋街（西河坊街）的剃头师傅，一把剃刀，放了几次筋脉的血，好了。
扭痧，“技术含量”低了，伢儿又好杀猪似的号叫，剃匠是可推则推。刮沙眼，几乎是越俎代庖顶了半个医生，用的是剥了皮的乌贼（墨鱼）骨头，药房有。所以，当时的剃匠，也有叫“郎中”的。1952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剃头的这一套“行头”技艺全取消了。
学生子到了捏剃刀学刮光头，开门先要为师父“铋刀”，也就是在一条宽帆布上一反一正地擦拭刀锋，然后开始练手：四个手指头捏牢折叠式剃刀的把柄，大拇指朝刀刃，中指朝刀背，食指翘起，小胳膊依牢椅子的圆靠背，一边沿了“走”，一边摇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摇啊摇，摇到师父点了头，你才好上手。
这样的学艺，十足三年，包吃、包住，再给七块银元零花。蔡贤荣说，事前写好约定，少一天，病一日，饭可白吃，钞票是一分都不给的。
第一次上手捏剃刀刮头，蔡贤荣“慌煞的”，手都在抖。那是一个大块头，肉头厚，剃刀到了脑门上，赛过刮到了肥皂，发腻，刀往肉里进去了。大块头大叫一声“哇！”蔡贤荣捏了剃刀也叫一声“哇！”全身僵硬。
师父过来，先给蔡贤荣煞命一个“笃栗子”，敲得他眼冒金花，也算解了围。师父对客人连说“对不住”，抓起一把头发，按住血口。大块头吓出了半条命，“妈妈的哦”，摸摸额头，血止了。师父亲自操刀再剃，钞票是不好收了。
蔡贤荣第二次吃“笃栗子”，是将客人的眉毛剃了一半。那时，剃头的人不到头发盖了眼睛，是舍不得花这五个铜板的。蔡贤荣的剃刀从前面起的刀，一刀过后，客人一瞄镜子，破口大骂。又是师父出面，千作揖，万求情。再剃，这钞票又是不好收了。
剃头推子从上海传来后，读书人流行了大西发、小西发，也就是“一边倒”与“中分”，生意人讲究的仍是平头。要是不问清楚先落手，又造孽了。蔡贤荣初时少言语，将一个要剃西发的客人一推子轧成了“万草丛中一直径”，被骂得狗血喷头。师父说：你也不问问，啥年头了，年轻人哪个还有剃和尚头的？
蔡贤荣出生在拱宸桥东，小时候，后来的“杭二毛”当时是日租界，只有现在的拱墅区政府连广场那么一块；日租界的西头，现在的“市二医院”一带，当时是英租界。等到蔡贤荣学艺满师，那里都被日本人强占去了。
那时候的剃头店要求高，刚满师的只能先挑剃头挑子，拱宸桥边张大仙庙门外就有几对，吃这饭不容易，只有肩了挑子往乡下走。“剃头挑子一头热”，前面是一只烧汏头水的炉子。到一个村子，包了全村的人头，一盆热水、一块肥皂，洗得像滴了酱油的咸豆浆儿。张阿三、李阿四，剃完了全记在一张香烟壳背后，年底稻谷抵。
剃头的最怕日本兵，你说萝卜，他说鸡。捏的是刀啊，一不小心巴掌拳头就“八格牙鲁”过来了。日本佬一投降，剃头的腰板硬了，倒过来说：“八格牙鲁，不剃的。”头发长得像草窝的日本佬，只有哈腰低头，递给蔡贤荣一把腰刀，“你的一刀，我的一刀”，意思说这刀就当剃头钱了。日本佬山穷水尽，有的剃完头，腰里拽出一块日本被面，三块拼起来的：哈依！哈依！
光复了，延龄路上有了杭州第一家级别最高的“发光”剃头店，也就是后来的“时美”。那时，剃头店分一到五级，价格以米市为准，由剃头同业公会定时发单公布。“发光”级别最高，男人剃一次头要合两升半米。剃头挑子在五级之外，收费很低，不受同业公会价格约定。但到了阴历腊月廿七以后，价钱是好涨的。要过年嘞，忙啊，一把推子，“咔嚓咔嚓”，从开门一直捏到夜半。
转眼间，“剃头”改称了“美发”，改的不仅仅是名称。让蔡贤荣们大惑不解的是，推子又不用了，一把剪刀下的男人发型，剪过的和没剪过的相差无几。2008年的冬天，我看见86岁的蔡贤荣还在为寻上家门的老客理发。那些不习惯剃和不剃一个样的中老年人，一说起“美发”，摇头。
打 铁
在早，杭城的铁匠，有大炉帮、小炉帮之分。望仙桥鼓楼湾27号的李金达师傅就是大炉帮，他的儿子，如今60出头的李伟说起，依然历历在目。
大炉帮，把钳的少说有两个帮手，一个拉风箱，一个敲榔头。门面大的，伙计也多，冷作的、戗刃的、拴马的、钉掌的。这样的铁匠铺，有店号，也有匾额。譬如武林门外米市巷的阿任师傅，挂的是“王顺兴”的匾；李金达挂的匾是“李德兴”。李金达的师傅是赫赫有名的李德顺，厨具之乡的永康人。匾额既铭记了师傅的恩德，又寓意了兴旺不败。
没有伙计、没有匾额的大炉帮，多以夫妻、父子为主，比比皆是，清波门外的王松寿，生意算好的。那时，过了万松岭，到了阔石板，青烟袅袅。铁匠打的是开山的锄头、砍柴的茅刀、牛拉的犁耙、江船的大锚。这样的大炉帮，也称“条炉帮”。王松寿的“下手”则是老婆，块头大，力气大。
把钳的也称“上手”，左手长钳，夹了红的铁块，铁砧上来回地翻；右手小锤，随了红铁的翻转，铁砧上敲一记，“下手”下一记大锤；敲两记，那是暂停。“下手”要是自说山话，乱打一起，那叫“欺上手”。
小炉帮往往就是一个人，打的都是小东西。“嘀嘀朵朵，嘀嘀朵朵”，砧上的锤声比碗盏店敲字大了没多少。四宜路的朱小有铁铺，专打刻字刀、水果刀，就是一个人。某日，朱小有与王松寿吃老酒，喝到兴起，互相吹嘘，朱小有说，“你是打火车龙头的，笨么笨煞；哪像我，打的是绣花针，细巧。”
小炉帮唱“独角戏”，拉完风箱赶紧得钳出红铁“乒乓”锻打。也有老婆、儿子或者女儿帮忙拉风箱，也兼做下手。譬如剪刀上打洞儿，一个人做不了，得“下手”钳牢模子。至于砍骨刀、杀猪刀、月斧刀、柴刀、剖篾刀、菜刀，刃上都要铺好钢，要戗快刃。要是没有下手，小炉帮的主人也只有停了砧上的工了。
以前的大街小巷，常有吆喝“磨剪子嘞，戗菜刀”的，你要是给他一把二指宽的菜刀，他会说“没有钢刃，戗不得了”，这时候，你得去找铁匠铺。
杭城的铁匠铺也是“藏龙卧凤”，1960年前，武林门外左家桥打铁店是个女的，左撇子，“啼哩嗒啦”，专打剪刀，拉风箱连个帮手都没有。大井巷对面，河坊街拐角，有家“来爱花铁店”，也是女的。来爱花的老爹是世传的铁匠，去世后那一套打铁家伙舍不得扔弃，一家人指望它吃饭。当娘的点教，当女儿的硬着头皮举起了18磅榔头。
大、小炉帮是一条街上最闹猛的风景，打铁师傅的衣裤总是千层百纳，千疮百孔；汉子精壮，杀腰敞怀；娘子利落，面如红釉。尤其月亮初起，炉膛通红，小锤“嘀嗒”，大锤“乒乓”，火星飞溅，似烟花柳絮。李伟11岁就上阵做了他爹的下手，他说，火星飞到手背上，有焦烟腾起，闻一下，烤肉的香气。
要是钉马掌的铁铺，更热闹。不管何等的红鬃烈马，高昂嘶叫，一旦在铁匠铺前的人字架下被伙计吊起，伏伏帖帖，似乎也明白受难就是修炼。伙计撸一撸顺毛，没等马儿闭眼享受，一只马蹄已被高高凌空提起，蹄面朝上。小伙计先去掉蹄上磨损的旧马掌，修鞋似的剔平马蹄，这时，大师兄已将一只新铁掌按上了，掌上有三只钉孔。也就转眼之间，一锤一记，三只马掌钉牢牢地将新铁掌钉在马蹄上了。
民国后期，马少了，钉马掌的生意清淡。不过，1949年以后，涌金门外的朱阿喜铁匠铺钉马掌倒是绝处逢生，红红火火。为啥？如今的省军区政治部，当时驻了一支部队，有骑兵马匹，钉马掌的营生全让朱阿喜包了。
那时候杭城的铁匠还有不少，如同朱阿喜的幸运却不多。东河坊街的许宝根、打铜巷的蒋宝妹，环翠楼的阿根师傅、官巷口的阿兔师傅、通江桥的阿毛师傅、水木师傅、上仓桥的长毛师傅，做的全是民器。搭攀、华撬、烟洞头，民宅的易损件，都是铁匠铺的“饭碗头”。
“搭攀”，就是门搭攀，一雌一雄，落锁用；“华撬”装在窗户上，“烟洞头”装在窗框上；一上一下，一下一上，窗户开闭全靠它。从前的老房子，窗户大啊，一人高低。搞一次卫生，卸一次窗门，搞断了“华撬”、“烟洞头”，往往大祸险生。
还有“马子拳头”，尿碱的腐蚀，极易锈蚀断损。一旦出事，半夜敲铁匠铺的都有，咚咚咚！“某某师傅啊！帮帮忙，现存的‘马子拳头’有没有？”1965年以前，一只马子拳头5分钱，卖得好的，一天能卖出5块钱的货。
以前民宅烧的是煤球、煤饼，少不了火钳。一把火钳两尺长，头上有五毛钱硬币大小的圆饼，钳柴火，夹煤球。后来改烧煤饼了，火钳改得尖尖长长。一把火钳5毛钱，在早的人家，用到巴掌长都舍不得扔，传了两代的都有。
李伟师傅说起铁匠铺的民器，有长长一串：烫发钳、尖嘴钳、罩钳、冰钳、圆桶钳、牙齿钳；戗锅刀、厨刀、柴刀；箍桶斧、鞋楦斧、消防斧、劈柴斧；斩口榔头、鸭嘴榔头、奶子榔头、兔子榔头（木匠拔钉子用）、皮匠榔头；马掌钉、泡头钉、棺材钉、蚂蟥钉……
蚂蟥钉，也就是订书钉的“巨无霸”。有一次，我在奎垣巷24号院内见一老井，八角青石井圈，古朴厚实。井圈面上，有一裂缝，一只蚂蟥钉扎住裂缝两头，深深地“吃”进青石，严丝合缝，平如砥石。这家主人姓丁，极惜物，他说，做这钉的技艺，现在是找不到了。
1956年公私合营，锣鼓响起，鞭炮放过，说合就合。只有铁匠铺不一样，师傅的手艺越好，脾气越大；合起来又分，门庭独立的依然不少。到了1963年，打铁的成立了手工业联社，互相不服气的还有。那一年开会，李金达的工资定为每月55块，有人直往地上吐唾沫。联社的头儿说：“榔头口子上要加钢，你吐口唾沫用手去摸一摸试试？弄得掉氧化皮，算你本事！”那人听了，没话好说。
这话是李伟告诉我的，那时候，打铁的大锤（榔头）上都要加一层好钢，不易磨损，与刀刃上加钢是一个道理。加钢时，锤与好钢要一起放进炉膛，风箱“啪嗒啪嗒”地抽。抽得炉膛的好煤红如朝阳，火星四迸，锤烧得红里透亮，耀眼如金。这时，锤的表面就起了一层氧化皮，薄如蝉翼。这样的锤与同样通红的好钢合一起锻打，极易有“酥油饼”的层次。李金达的绝招，就是在手掌上吐一口唾沫，随手往通红的锤面上一抹。你再看，锤面与好钢合一起，锻打就严丝合缝，绝无“起层”了。
进了手工业联社的铁匠，捧上了“铁饭碗”，粮票的定量每月有41斤。那时候，城镇居民的定量是24斤。“文革”起时，还没有进联社的铁匠，怕戴了“个体户”的帽子，纷纷也进厂做了“工人阶级”。于是，“革命”上去了，窗户的“华撬”、“烟洞头”断了，只能换成“摇皮”了；“马子拳头”再烂也只好用8号铅丝拧拧紧了，隔壁花儿娘一看见女儿拎起马子，总要说，“花儿哎，小心还有一面‘马子拳头’！”
“文攻武卫”那一年，几个外乡铁匠来到杭城。铁匠不像剃头挑子，走街串巷到了你家门口，说打铁就能歇了担开张营生。他们只是吆喝收集民器，一把菜刀铺钢刃要价两毛五分。找了城头巷的一片空地，垒起了炉子，支起了铁砧，趁乱打铁，生意好得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