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个收音机，我被带到了秘密警察局(3)

我们运的是杂货，其中有一桶生漆，桶有些漏。当时我躺在车下修理时，生漆滴了点在我身上。很快，我全身开始发痒，接着全身到处都肿起来。当我们把生漆交了货，把车彻底清洗以后，我的皮肤用了几天时间才恢复了正常。回家后，我从父亲的医书上查找“热带疾病”，才知道这是生漆过敏。

我们还经常运大桶装的砂糖。趁着装货，我还有兴趣到原始的制糖厂参观。制糖厂也利用甘蔗残渣做燃料酿酒。我见工人把甘蔗塞进两个水牛拖转的大木桶，在里面压榨后，甘蔗汁流入烧得滚滚冒烟的大锅。这些大锅一口接一口，下面都烧着火将甘蔗汁加热蒸馏。专门有人用长柄勺把清亮透明的糖浆舀到下一口锅，渣滓则送回第一口锅。最后一锅就是浓浓的糖浆，冷却后就是砂糖，就可以装车运去市场出售了。榨干的甘蔗渣则做燃料造酒。

一天，大雨后路上满是泥泞，车很不好开。而车就在这时没油了。怎么办？我还能灵机一动找出什么法子吗？

哦，运气来了！

我看见一个人背着两大罐酒走过，是高浓度的老白干。我立即将酒买了下来，倒进油箱。我还是用老办法，用破棉絮浸满酒精，包着汽化器，点燃给汽化器加热。让人惊喜万分的是，引擎居然真给发动了！我们又可以将汽车开回家了。我下山时为省燃料，还是将离合器放在空挡，让引擎停止工作，车就顺势滑下山。每隔30公里，我都要停下车来，将油箱盖稍微打开一点，将不能蒸发的冷凝水放出来。在此之前，我还真没听说过谁能用饮用酒做燃料开车的。

我为卡车的两个主人工作了好几个月，从来没领到过工资。每次找他们要钱，他们总是告诉我，再跑一趟，收到钱就付我。后来他们把车卖给新车主，我从新老板那里也没得到过分文工资。每次我对父亲说我要进城去找他们要我那份工钱，我父亲都要笑话我：“他们会给你个橘子！”这话真的应验了。当我再一次向他们要工资时，女主人拿出一个橘子请我吃。我扑哧一下笑出声来。男主人问我笑什么，我说我父亲预言拿不到钱，只能拿个橘子。主人再难推托，只得给了我一点钱，当然离我应得的数目还是差得很远。

我的新老板请我吃饭，又答应买好点儿的轮胎。饭吃到兴头上，他向我透露了要走私鸦片发财的打算，要我在车上动手脚找地方藏鸦片。我告诉他，帮他开车我愿意，走私毒品绝对不干。我离开了他那一伙人，让他们去做美梦吧，我可不愿在检查站给抓住挨枪子儿。因此我后来继续与父亲生活了比较久的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我每天去茶馆，见到跑运输的朋友。我的名声几乎在整个圈子里传遍了。大家都知道我怎么在灾难重重的途中化险为夷，如何将那十个轮子五个瘪的破车，用老白干酒开回重庆。他们特别称道我能吃苦耐劳，人品好。如果换作其他司机，老板不买好点的车胎，就会把车撂在路边，自己走人了事。很快，我就被接受为他们袍哥帮会里的荣誉成员。可能我是这个帮会唯一的“洋鬼子”吧。根据他们的帮规，我必须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考试才能入会。但因为我是外国人，他们特有的帮会语言和宣誓仪式对我来说太难了，就对我网开一面，免去了这一关。这个帮会是全国性的组织，在其他地区被称为哥老会，成员熟知其帮规帮矩。如果还知其核心成员的暗语黑话，那在各地的黑道上都吃得开。他们相互称兄道弟：“你哥子，我兄弟！”但我从来就不习惯这样的称呼。

本书讲述了德裔犹太人卡佛岗一家为逃避德国纳粹迫害，在接连被英、法、荷兰等国拒绝入境后，过境苏联到达中国新疆乌鲁木齐， 1940年到达重庆，并在重庆度过11年峥嵘岁月的故事。

1940—1951，中国跌宕起伏的大历史之外，普通民众的生活是怎样的？本书作者沃尔夫岗·卡佛岗作为一个外国人,如何在千疮百孔的中国活下来？他看到的中国手艺人、乞丐、美国兵又是如何生活的？他关注的细节往往是被大历史忽略的，这种记录在令我们意外的同时，尤其具有填补空白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