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国民党的牢里逃出来(组图)

上图：1947年即将从南京赶赴上海的富华（中立者）。

中图：狱中难友秦鸿钧和韩慧茹夫妇。

下图：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富华（后排右四）和上海郊区团委部分团员合影。

上图：位于四川北路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原址。

下图：按富华记忆绘制的监狱平面图。

　　富华珍藏的《七烈士纪念册》。

　　口述:富华(88岁）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徐蓓

被捕

1949年1月13日深夜，我被捕了。

当时，淮海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国民党政权正处于崩溃边缘。越是这个时候，敌人越是丧心病狂，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我从南京到上海后，主要在上海北郊也就是大场、吴淞、江湾一带活动，党组织任命我为中共北郊区区委委员。我们主要是依托陶行知先生的山海乡村实验学校，以办学为名，搞统战工作，开展农民运动，为迎接上海解放做准备。

我的被捕有两个原因。一是山海乡村实验学校西郊分校的赵佩慧同志被捕后，讲了我是山海乡村实验学校总校的民教部主任，但没有说我是共产党员。所以，她并没有出卖同志。另一个原因是被捕前我护送两位已经暴露身份的同志去了一趟苏北解放区，我从扬州回上海时，顺便买了一瓶扬州酱菜，国民党特务正是从这瓶酱菜上断定我去了苏北。

当时风声已经很紧，我每晚都换不同的地方睡觉。1月13日那天晚上，我睡在农民党员濮金宝家。我的二姐富继兰（也是中共党员）由和我一起工作的沈光旭陪同来取材料。当晚，我睡在东厢房，二姐和沈光旭睡在西厢房。

大约深夜11点左右，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来人是当地农民姚阿发，他说他妹妹病了，让我去看一下。可能我开门的动作慢了一点，所以接下来的敲门声有点急了，我感到有点不对劲。濮金宝家后面有条河，我打开窗户就可以跳下去，但我不能独自逃走。如果我逃走，必然会连累濮金宝全家，把他们丢给敌人，这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做得出的事情。

想到这里，我连外衣也没穿就去开门。门一打开，“呼”地一下两支枪就对准了我。国民党特务二话不说，把我拉出门去就打。

后来得知，他们一共来了二十几人，分头行动，抓了我们8位同志。因为知道我会武功，所以来抓捕我的6个特务都是打手，专门对付我。他们一拥而上，打了我整整一个半小时。我一个没防备，左脸重重地挨了一拳，两颗牙齿立即从嘴里崩了出去。

受难

大约是第二天凌晨4点钟光景，敌人把我们带到了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上海市警察局。

我被关进了4号牢房，和我关在一起的是小金纪。小金纪是杀猪的，还是个枪贩子。被捕几天前，我跟他买了三支步枪、一挺机关枪，还有几颗手榴弹。谈好的价钱是13担米，我先付了一半钱，就等着取货了。敌人把我和小金纪关在一起是有阴谋的，想让我和小金纪串供，好让他们抓把柄。

敌人用刑很残酷。审讯室里有一条宽长凳，就是大家说的“老虎凳”。敌人把我架上去，用绳子把大腿根部绑住，用竹扁担抬起我的脚踝，然后在下面垫上厚厚的书。书加到一定程度后，人会疼过头，感到麻木，最痛的不是上刑，而是把你从老虎凳上放下来。

还有灌辣椒水，其实根本不是从嘴里灌进去，而是从鼻子里灌。我也是现场感到麻木，事后难受了好长时间。在审讯室里，我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到今天肺部还有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