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群像(2)

　　是一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给予天主教的进取事业以全新的指导。范礼安是一位民事法的博士，曾在教宗保禄四世（Pope Paul IV）的教廷里工作过一些年。1566年，28岁的范礼安加入了耶稣会，他给耶稣会带来了非凡的智慧与精神财富。1573年，耶稣会总会会长任命他为修道会长，并委以东印度全体耶稣会士巡察使一职。当时的东印度在欧洲人的地理概念里包括了日本和中国。

　　范礼安于1574年3月24日从里斯本出发，与他同行的还有41名将要从事各种各样事业的耶稣会士。从1577年10月到1578年7月，他第一次驻留澳门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通过观察和询问，他对中国人产生了崇高的敬意（他称其为伟大的和杰出的人民），同时也洞察到以往失败的原因。“渗入中国唯一可行的方法”，他在给总会长的信中写道：“就是调整我们的策略，采取一种与迄今为止与我们在其他国家所用的完全不同的方法。”

　　这可以称为是“划时代的观察”。它明确地预告了“欧洲人主义”的时代被打破了，代之以尝试一种新方法，将天主教作为一个外国的胚芽移植到具有反抗力的、不友好的中国文化的躯干上。天主教回归到最初的、发生潜在作用的角色，悄悄地进入中国文化的躯体，并尽力使之发生内在变化，这就是范礼安的见识。但不能说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详细的行动规划，制定出这种规划在当时还是不可能的，它只能逐步地形成。在他那个时代，他的打破旧有传教方法的观点的革命性的特征，不会存在于一个与之相应的、完整的计划中，只能存在于基本态度的改变中。 “欧洲人主义”是一个精神的王国。它存在于以欧洲文化形式为终结的狭隘的、高傲自大的假设当中。这些文化形式被附加了绝对的价值，因此它不可能认识到其他文化的固有价值。欧洲以外的那些国家的人民，曾经被他们热情地招待过的，或是在武力的强迫下被不得不招待的欧洲人终生地侮辱和蹂躏，他们的感情被永久地伤害了。

　　“文化适应”，是以尊重当地文化为基础的，它植根于谦虚的精神和对无论何方的人民都有同等价值的理解之中。范礼安的这种新的，也可以说是相当古老的用以解决传教难题的方法，是具有革命性的。

　　在将他的完全有意识地表述的新政策付诸实施时，范礼安没有浪费时间。当时在澳门的耶稣会士对范礼安的观点并不认同，他们也传染上了太深的“欧洲人主义”，他们坚持，在澳门的中国教徒必须起一个葡萄牙人的名字，必须穿葡萄牙人的衣服，遵守葡萄牙人的风俗习惯。于是，范礼安要求耶稣会果阿省区教长派遣意大利人伯纳迪诺·德·费拉里斯（Bernardino de Ferrariis）到澳门来，但是德·费拉里斯当时不能脱身，果阿省就派罗明坚来代替他，罗明坚也是一位意大利人。

　　罗明坚于1579年7月到达澳门，这时范礼安已经在两周前到日本去了。范礼安给他留下了指示，让他去学习“读、写和说”中国的文字和语言。这是迈向对中国文化渗透的第一个步骤。

　　1580年11月，罗明坚跟随一些葡萄牙商人来到广东。这些商人曾得到允许，每年到广东做两次商贸旅行，一次在春季，另一次在秋季。在路上，罗明坚劝说他的同伴们，要遵守中国的礼仪，而以前的耶稣会士们一般是不注意这些的。这样做使中国的官员很高兴，他们改变了对葡萄牙人以往的看法，因而自始至终都邀请罗明坚出席所有公开的会见。

　　第二年春天，当罗明坚结束他的此次行程时，他已经表现得很懂中国礼节了。在接受官方的会见时，其他人一律要行下跪礼，而他却被允许免除了这一礼节，可以站在那里。他被安排住在为暹罗和交趾每三年一次的进贡使者进京路过此地而准备的驿馆里。秋天，当他又回到广东时，广东的总督及副手和军事长官都出席了他主持的弥撒。后来他的这一做法得到了罗马教廷的弗朗西斯坎·蒙蒂利亚斯（Franciscan Montillasd）的批准。这似乎非常简单，那么多年面对正面的进攻仍然是紧密关闭的大门，开始在同情、理解和文雅的压力下打开了。

　　中国的官僚们欣赏罗明坚所做出的努力，但是他的澳门耶稣会的同僚们却不欣赏。从一开始，罗明坚就遭受到他们缺少同情和理解的态度的折磨。他们对罗明坚说，他在浪费时间。他们冷嘲热讽地说，那些能够在听了他的布道之后就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还没有出生呢！在澳门的耶稣会会长以让他再做一些行政工作为由，顽固地阻挠他的中文学习。甚至在日本的范礼安一再干预，也没能终止这些琐碎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