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西传三百年

原标题：汉语西传三百年

158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与罗明坚在中国建立了天主教第一所教堂，拉开了近代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帷幕。对于传教士而言，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是第一要务。从整个16至19世纪300年的历史来看，传教士是汉语学习与研究的主力军，推动了中西思想交流。

中国话：从让人头疼的“鸟语”到日臻全面的语音研究

学会汉语发音让传教士们颇为头疼，他们认为汉语发音需要“鸟”的唇舌，在欧洲甚至产生了中国人需要随身携带板子写字交流的“传说”。

为解决语音学习的问题，传教士们采用了汉字拉丁字母注音方案。罗明坚与利玛窦共同编写的《葡汉辞典》就是采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的最早尝试。不过，这套系统有一大缺陷，即没有标注汉语声调和气音状况。后来，利玛窦在郭居静神父等人的帮助下，参照乐谱音阶确定了汉字音调，选用了拉丁语中“－”“^”“ˋ”“ˊ”“ˇ”五种符号分别表示清平、浊平、上声、去声和入声，同时选用C作为送气音符号。这套更成熟的注音方案在《西字奇迹》使用并得以推广。金尼阁1626年所著《西儒耳目资》中的注音方案也得到传教士们的认可和支持。

进入19世纪，随着欧洲语言学的影响，西人在研究语音时已经具备了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方法和思想，例如音位与音位变体观念，即在区分语音时考虑其区分意义的社会功能，把处在互补关系中的相似音素用同一注音符号表示，增强符号的表音弹性。此外，他们对汉语中较为特殊的一些语音及其发音方式的研究也有所发展。例如，舌尖前元音与舌尖后元音的区分就是一个从无到有、逐步清晰的过程。语音分析的准确性在提高，认识在加深，汉语官话的音系架构也日趋完善。

可以说，这3个世纪中，传教士们对汉语口语的评价从最初的抱怨连篇逐步走向科学理智。虽然可能难以摆脱对汉语口语的刻板印象，但是传教士们仍在试图以相对客观的方式对语音进行描写。随着汉语研究的深入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西人的汉语拉丁字母注音方案日臻完善。这些语音文献为汉语语音的历时研究提供了素材，也为汉语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参考。

神秘的汉字：从“神的旨意”到词源根字的探寻

和汉语口语的情况类似，西方人最初对汉字也抱有较为负面的评价。其主要原因是汉字不具有表音性，传教士们需要记忆大量的字符才能初步具备汉语的读写能力。

虽然传教士们在学习汉字上有诸多抱怨进而产生一些偏见，但不可否认，他们也把汉字的相关知识带到了欧洲。曾德昭曾率先指出中国语言极其古老，可能是巴别塔72语言之一，更为接近上帝的思想。在解释汉字的象征义、构建世界观时，一些传教士融入了基督教的思想。18世纪的索隐派就是典型代表。以白晋、马若瑟为代表的索隐派传教士尤其对《易经》之类的典籍感兴趣，他们对中国古代经典神秘意义的解读和对汉字的分析相辅相成。在基本笔画和字形的基础上，他们对其他的汉字各个部分进行解构、分析、系联，搭建出一套汉字的解读方式。例如，马若瑟曾在《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义痕迹》一文中多次提到有关“羊”的例子。“羔羊”（sheep）在基督教中一直被视为基督耶稣的象征。马若瑟在谈到《诗经·大雅·生民》中周始祖后稷之母姜嫄之名时，就指出“姜”中的“羊”即为神之羔羊基督耶稣，“姜”字表耶稣由她孕育，而“嫄”字表其童贞之源。在分析“善”的异体字“譱”字时，马若瑟认为它是“言羊”和“羊言”组合，可以解释为谈论羔羊（“言羊”）和羔羊说的话（“羊言”）都是好的。

索隐派的兴起与18世纪欧洲词源学的兴盛和神秘主义传统不无关系。在文艺复兴晚期，欧洲人热衷于探寻语言的起源，例如在欧洲语言中探寻最原始的词根。对汉语则是通过对汉字字形解构式的分析与阐释，以类词源式的方法寻找汉字中传达的基督教真理。这种释义的方法是一种过度的解读，是传教士们构造和解读世界时的心里映射。他们的汉字研究与其说是语言学的探讨，不如说是神学的论述。

索隐派也受到了西方人的抨击，到19世纪后逐渐式微。不过，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推动下，词源学发展势头不减，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对汉字意义的探索也并未就此终止，而是进入了音形义的新阶段。卫匡国《中国文法》的出版，将汉字214部首介绍给西方人。受其影响，西方人认为这214个字如同西方语言学构词法中的“词根”，只要了解了这些“字根”的基本意义，就可以理解由其构成的复合字的意义。这样的分析法，可以帮助记忆汉字，但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汉字。比如“缐”字，由“丝”和“泉”构成，但在意义上却难以像印欧语中那样直接由“丝”和“泉”两个字根叠加得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