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群像(3)

　　“如果范礼安神父不在这里主持工作”，罗明坚在1580年11月8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说：“我不知道在中国的福音事业将会发生什么逆转。我这样写，是因为我听到有人说，‘这个神父，本来能够担任修会的其他神职，但是却将自己陷于这种事情。学习中文，致力于这种无希望的事业，对他来说纯粹是浪费时间’。”

　　三年后，当利玛窦到达澳门6个月后，他描绘当时罗明坚在澳门的日子就像是在那里的耶稣会士手中的殉教者，他说：“他们虽然是可尊敬的人，但是根本不理解天主教的传教事业所遇到的难题。”

　　当范礼安于1582年又回到澳门时，他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他调走了那里的耶稣会会长，把他派到日本去了。他颁布命令，凡是受命于中国传教事业的耶稣会士，相对于澳门的领导，应有较大程度的自主权。他还强烈要求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Claudio Aquaviva）神父不要干扰他的决定。此外，他下令放弃对当地教徒的“葡萄牙化”的政策，中国的教徒可以保留中国的语言、服饰和风俗习惯。相反，代替强迫教徒“葡萄牙化”的，是传教士要使自己“中国化”。

　　然而，新的困难在另一方面出现了。1582年4月2日，一伙西班牙人在耶稣会士桑切斯（Alonso Sanchez）的率领下在福建登陆，于5月2日来到广东。中国人虽然表面上倾向于接受澳门作为一个例外而存在，但他们还是对从另一个地方来的外国人的出现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两广总督陈瑞传唤新近到达的澳门主教萨（Leonardo de Saa），要他与澳门的葡萄牙人市长门多萨（Airez Gonzalez de Mendoza）一起到肇庆的总督官衙，让他们解释葡萄牙人在澳门行使统治权的法律基础。范礼安派罗明坚代替澳门主教去履行使命。罗明坚此行给陈瑞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正是因为这样，当他返回澳门时，受到了总督请他到肇庆定居的盛情邀请。带着另一名耶稣会士巴范济（Francesco Pasio）一起，罗明坚很快又回到了肇庆。在那里，他得到一座塔供他使用。在众多下属官员的簇拥下，总督正式地拜访了罗明坚，还送给他一首以中文写成的赞颂他的诗词。

　　来自菲律宾的下一次意外事件导致了不愉快的结果。5名方济会的托钵僧在福建沿海登陆。他们在广州遭到扣押，并被投入监狱。其中一人在监狱中死去，其余的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的斡旋下得到释放。他们的这次行动是颇值得注意的。事实上，这类反复的、过分的冒险行动危及了传教士们的整体处境。

　　1582年3月，总督突然被免职了，他同时接到了立即赴京师的命令，让他对一项指控做出解释。尽管作为文人阶层的一员，对此类的指控是可以免除死罪的。这样一来，总督就害怕由于神父们在肇庆的出现，为别人控告他偏袒外国人造成口实，所以他命令罗明坚和巴范济离开肇庆。期望能软化这一灾难的冲击，他写信给广州港口的军事指挥官，指示他允许罗明坚和巴范济在那里定居。然而已经离任的官员的命令是没有分量的，罗明坚和巴范济还是被强行送回了澳门。

　　所有萌芽的新希望似乎都被残酷地毁灭了。但是在6个月的时间里，命运之轮转了整整一周。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罗明坚被再次召回肇庆，也许是他交往的好朋友之一，广州巡抚和肇庆长官王泮起了作用。罗明坚写了一份要求一小块建造住房和教堂的土地的申请。不出一周，从王泮官衙来的一名官员来到耶稣会士在澳门的定居点，他带来一份官方文书。文书上说，罗明坚的要求已经由新任的总督郭应聘批准了。

　　这时巴范济已经到日本去了。替代他位置的是由罗明坚带回到肇庆的年轻的耶稣会神父利玛窦。不到三个星期前，利玛窦刚刚过了他的31岁生日。他命里注定要在他结束27年的全部生涯之前，去着手书写文化关系史和传教史中那最为辉煌的章节之一。

　　罗明坚与利玛窦于1583年9月10日到达肇庆。在那里，他们在总督给予的土地上，建造了中国内地的第一个天主教建筑。天主教在以前也曾到过中国，但是与之有关的遗迹，包括七世纪到八世纪非同寻常的景教，和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方济会辉煌的成就，都被埋葬湮灭很久了。而现在，一个新的局面开始了，而且不管遭遇怎样的灾祸，它都能挺过去；无论受到怎样的挫折，局势有多么令人沮丧，它都坚持下来了。天主教教会从这一天起，就再没有停止在中国的存在。范礼安的传教政策得到了验证，那些对罗明坚苛刻的批评和挑剔，也不值得一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