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群像

 
资料图：传教士利玛窦与汤若望、南怀仁画像。  

　　1552年，在广东的监狱里，葡萄牙的囚犯在痛苦地呻吟，神秘的中国紧闭着大门。这之后不久，曾经因为错过了一些商业机会而遗憾的那些有影响的广东商人，成功地通过广东巡抚林富促使中国将防卫大门稍稍地打开了一点。广东有限贸易之谨慎的开放始于1554年。葡萄牙人在中国南海岸的一个小半岛上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叫作“Macao”的社区。这就是“澳门”。澳门注定要在西方与东方的历史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且赢得巨大的声望。

　　与大墙上的这个小裂缝不同的是，中国仍然处于以往的孤立之中。传教士们一切旨在打破壁垒的努力都被宣告无效。1555年，巴雷托(Melchior Nunes Barreto)试图进入广东，但失败了。1563年，有8位耶稣会士在澳门工作。这时的澳门有5000名居民，其中900名是葡萄牙人。1565年，他们的会长弗朗西斯科·派瑞斯（Francico Peres）携带一份要求允许他们在中国开教的正式申请书，来到广东巡抚衙门。他受到非常有礼貌的接待，并被通情达理地劝告要学习中文，然后被送回澳门。

　　三年之后，一位后来成为耶稣会第三任会长的弗朗西斯·博尔吉亚（Francis Borgia）秘书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瑞贝拉（Juan Bautista Ribeira），以其特有的壮举在中国沿海住下了。他在孤立无援、未经批准和不精通语言的情况下，提出在中国传教的申请。但是他招致的不仅是中国人的不高兴，同样也有他的上司的极不愉快。为了平抚他的痛苦，他被派回了欧洲。他在那里所做的关于中国的报告，成为天主教进入中国毫无希望的箴言。“在我居住澳门的三年中”，他向总会长报告说：“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一切，力图进入这个大陆，但是我认为，我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在他所说的“所有能做的一切”中，显然不包括通过尊重中国的文化而接近中国这一项。在同一封信中，他拥护和鼓吹使用武力，这一点对他来讲是不奇怪的。他说：“让中国人改变信仰是没有希望的。除非依靠武力，在军人的面前给他们指出这条道路。”

　　巴雷托也同意瑞贝拉这一危险的观点。当他与瑞贝拉一起待在澳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写于1569年11月2日的信中，他就表达过这一愿望，即欧洲的君主们应该停止彼此之间的争论，“用武力迫使中国的皇帝给予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权利，同时给予当地人接受真理（即福音）的权利”。

　　在试图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他们着手在另一处地方寻求发展。1565年5月8日，西班牙的莱加斯皮远征军航行到了墨西哥，在古巴岛上登陆，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西班牙人在整个菲律宾建立起它的统治。对与西班牙远征军同行，并出色地扮演了征服者角色的奥古斯丁修会（Augustinian）的传教士来说，菲律宾只不过是他们征服亚洲大陆的一个歇脚地而已。1571年6月24日，莱加斯皮（Legazpi）总督创建了马尼拉城。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不能确定他的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pines）“是否希望我们立即向中国进军”。四年以后，奥古斯丁会士拉达（de Rada）和玛瑞恩（Marin）作为执政官拉维札瑞斯（Lavezaris）的使者来到中国。他们受到福建官员周到礼貌的接待，好酒好菜吃过之后，又送他们返回马尼拉。

　　少得可怜的快乐预示了四年后的悲剧。四名奥古斯丁会士刚从西班牙到达菲律宾。之后不久，他们在广东附近登陆时被捕入狱，遭到粗暴的对待。其中一人死在了监狱里，其余的得到释放，但被驱逐出境。一人回到马尼拉，另两人在澳门居住。在澳门城里，他们建造了第一处方济会教堂。他们的声音也加入了那些曾经试图攀登中国之墙，但无功而返的人们的悲观大合唱之中。托第斯勒（Tordesillas）写道：“没有修女的修道院，是能够比较好地遵守规则的修道院。”他的同伴阿法罗（Alfaro）补充说：“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即使是月球也是可以到达的，重要的是方法。

　　在沙勿略死后的24年里所使用过的各种传教方法，就其性质而言，并不比那个时代狭隘的“欧洲人主义”有什么进步。那些尝试着潜入中国的传教士们，在克服对中国语言和风俗习惯的无知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只有一个例外，即1575年回到马尼拉的奥古斯丁会士拉达，他带回了100部涉及了方方面面的中文书籍。此外，他还报告了他在中国的经历。这给欧洲人描绘了一幅中国及其制度的真实图画。但他对其他方面，如宗教、历史、哲学、文学，甚至语言都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