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细菌战幸存者被“烂脚病”折磨超过70年(3)

1993年，日本学者发现日本防卫厅资料室所藏原日军大本营作战参谋井本熊男的作战日志中有关日军在中国战场实施细菌战的详细记载，并予以披露，日本各界人士开始组织民间调查团，到日志中记载的细菌战攻击地做实地调查。当时在日本留学的王选，老家义乌县崇山村曾遭受过日军细菌战鼠疫的灾难，村民们向日本政府提交了联合诉状，率先发起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对日诉讼；村民们要她联络日本民间调查细菌战的和平人士，找到后，她遂加入了日本民间的调查团，并与村民组织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会说义乌话的她，成为两国民间交流的桥梁。到1997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时，王选成为中国湖南、浙江两省180名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的诉讼团团长。

井本日记中记载的湖南、浙江各地的鼠疫菌，以及浙江江山的霍乱菌投放，中国战时档案中有大量相关的证据资料，这两类受害者向日本提出索赔。准备诉讼的过程中，湖南常德、衢州、金华、丽水等地细菌战的幸存者和家属，组成了当地的志愿者团队，在地方上开展受害调查，协助地方史志部门整理相关的历史，筹备建立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炭疽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进入王选的视野后，这些志愿者们开始广泛搜集烂脚病人的情况。

2004年之后，宁波大学的学生志愿者组成社团加入王选的调查。王选希望他们通过广泛的访谈，来充实研究资料。但年轻人中很少有人能对这段历史有长久的兴趣，王选通常只能在一年级的新生中找到志愿者，培训一段时间后，这些学生在大二进入调查，但到了大三，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都因要找工作或考研而退出调查。王选又要重新开始培训新生。一些专家提醒王选要注意调查的专业性，王选也按照流行病学的框架设计了调查表格，因缺乏医学、细菌学、历史学背景的专业人士的帮助，她发现学生的调查仍存在缺憾。“但他们不做，就没有其他人了。”王选说，这就是学生社团调查的无奈。

2007年180名受害者的对日索赔结束，日本最高院法院最终驳回了受害者索赔及道歉的诉求，但未有推翻下级法院对于日军细菌战事实的确认。细菌战幸存者和家属争取成立合法社团、继续维权的努力不断受挫，随着年龄增长，活跃度也逐年降低。2010年12月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筹备会衢州会议上，大家算了算，代表们的平均年龄，包括当时未满60岁的王选，高达80周岁。

多年来，细菌战受害者协会试图成立民间组织，但一直未得到政府批准。目前，只有湖南常德的受害者协会获准成立，其他地区的协会志愿者递来的名片上，都和王选一样印着一个“筹”字。“不能成立民间组织，参加国际活动时我们都没有身份”，王选说，目前他们每年还要赴日，游走国会，参加集会，在中国和日本民间方面召开一次共同会议，推动细菌战问题的解决，在国际上的一些活动，她只能以日方社团组织的名义出面。

中国政府对日军实施细菌战造成的受害未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内地学界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少。多年来，这段历史的调查和记录仅仅依靠这些平均年龄在80岁的固定志愿者，流动性极强的大学生，以及所剩无多的高龄受害者。

缺位的政府救助

王选一直希望政府能对这些疑似受害者进行体制化的救助，她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期间，提出过议案。2008年，浙江省民政厅、财政厅联合发文，提出将二战细菌战后遗症受害者的治疗费用纳入医疗救助范围。但目前，细菌战受害者最为集中的浙江省，只有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建立了一个救助炭疽病受害者的试点项目。

柯城区人民医院的救治项目建立于2009年，为32名炭疽病受害者提供免费救助，项目推动者是浙江省衢州市防疫站原站长邱明轩。邱明轩上世纪50年代进入衢州市防疫部门工作，翻阅过大量的国民政府时期的疫情记录。1990年撰写地方卫生志时，他发现在1942-1945年之间，衢州的防疫部门记录到零星的炭疽病例，但当时政府仅以“皮肤传染病”的名义进行防治宣传。1999年至2000年间，已退休的邱明轩在衢州卫生部门的支持下，对40个乡镇277个村庄进行了细菌战受害者的调查，以流行病学的方式对包括炭疽病在内的5种传染病进行排查，当时确认了200多名炭疽病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