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细菌战幸存者被“烂脚病”折磨超过70年(2)

在小女儿毛丽梅的记忆里，父亲的床褥和鞋子总是血迹斑斑的，母亲有洁癖，不愿靠近，父亲就自己包扎伤口，她会帮着父亲清洗鞋子。但就这样，父亲每天长时间地泡在水田里，靠种地养活4个孩子。伤口在天热时有臭味，父亲因此多年来独自吃饭。毛丽梅从未见过父亲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出痛苦，但在15年前，父亲的好友偷偷告诉她：你爸爸说夜里疼得受不了，想用一根绳子挂在树上了断。

肉体上的疼痛，也同样折磨着其他的烂脚老人。住在江山市新塘边镇敬老院里的姜录才，87岁，1943年开始烂脚，如今晚上每小时会疼醒一次，睡不着。衢州九华乡的魏洪福，84岁，1945年开始烂脚，他两个脚背各有一个拳头大的疮口，永远感觉疮口上像撒了辣椒，疼得火辣辣的。

“他们丧失了诉说历史的能力”

毛丽梅看着父亲近两年体力迅速下降，从城里搬回了父母家附近。她总想着买些没吃过的东西让父亲尝尝鲜，父亲已经到了活一年算一年的时节。毛省甫的姐姐在24年前因为烂脚病去世，毛丽梅记得这个姑姑在去世前，溃烂从脚部扩大到臀部，多年都无法平躺着睡觉。但当毛省甫被问起姐姐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烂脚的，他只说：“想不起来了。”

王选和学生调查团队对660名老人的口述调查到2010年基本完成。此后，学生们告诉王选，他们能找到的老人越来越少，即便能找到，这些老人也因年长和毛省甫一样，很多事想不起来了。1998年前后，王选开始着手调查时，去过一个被称为“烂脚村”的村庄，当时至少有1/3以上人烂脚。隔了年再去时，村里人就告诉她来晚了，见到过的烂脚老人都过世了。现在，这660位老人里还有多少人活着，王选和学生们都不知道。

随着老人们记忆的衰退，王选说他们如今几乎“丧失了诉说历史的能力”。甚至，有些人从未拥有过这种能力。这些疑似受害者们大部分是农民，在中国历史上本就是最沉默的一个群体。王选在调查时发现，很多人因为贫穷和缺乏教育，对历史的记忆混沌、缺乏细节、逻辑混乱，有时还因为经历过政治运动，不敢言说。纪录片导演洪子健在访谈这些老人时发现，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生病，有些人忍受了六七十年的痛苦，只认为是自己命不好。

就在南都记者寻访受害者的时候，江山市83岁的烂脚老人刘增虎于6月29日去世。2012年12月当地的志愿者才找到他，学生调查团还没来得及为他做口述记录。在衢州市细菌战历史陈列馆新拍的纪录片内，留下了刘增虎最后的影像。这位83岁的老人坐在一栋昏暗破旧的出租屋内，裸露着腿上几乎烂透脚跟的伤口。陈列馆的工作人员说，今年5月去拍刘增虎时，他已无法开口说话了。再也无人能弄清楚他腿上的伤口何时出现，这些年，他又如何度过。

只有被记录的历史才能成之为历史。从二战结束至今，犹太人从未停止过对德国纳粹的控诉和索赔，他们以民间之力在各地成立大屠杀纪念馆，每年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支助学者研究，让全世界的人都在战后迅速了解了纳粹的血腥暴行。而中国乡间这些沉默的炭疽病疑似受害者，之前就没有能力引起外界关注，随着他们一个个的消失，这段还未清晰的历史很快就会被彻底遗忘。

美国细菌战研究专家谢尔顿·H·哈里斯在《死亡工厂》一书中提到，除极少数日本研究细菌武器的“科学家”和高级将领在苏联的远东城市伯力受到审判外，没有一个日本细菌战的“科学家”为他们在1931～1945年间的暴行受到审判。“美国在与它的盟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可能还有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共谋同意下，与这些战犯进行了一场交易……双方达成的免予追究战犯责任的协议在日本、美国和中国造成长期后果。”他指责美国当时为获得细菌武器的科研数据，放弃了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追究。

沉默的个体和故意忽略罪行的政权，让这段历史极少为人所知。最近两个月，洪子健带着自己的纪录片《恒伤》、《历史血痕》、《姜春根》在美国多家大学轮流放映，有大学生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直接质问他：“是不是在替中国大陆拍反日宣传片？”

固定志愿者平均年龄80岁

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最早起源于日本。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主题为弥补过去的和平运动随之兴起。一些参与战争的老兵和左派政治家，公开露面忏悔日军在二战中的罪行。到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时，村山富市以日本首相身份，向二战亚洲受害者国家进行口头道歉，推动和平运动进入高潮，日本市民自愿结成团体，赴亚洲各国和地区，进行战争受害真相调查，并开始调查日军实施细菌战引起疾病流行造成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