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细菌战幸存者被“烂脚病”折磨超过70年

83岁的毛省甫已经时日无多，他被“烂脚病”折磨70多年。

7月，浙江省江山市贺村镇棠坂村。夏日炙热的风刮不进这栋百年老宅的大厅，温度陡然降了几分。83岁的毛省甫一身长衣长裤，坐在自家大门口，双颊深凹，紧抿双唇，一言不发。长裤挡住了他两条腿上从脚背蔓延至小腿的巨大伤口，粉红色的伤口周围，布满焦炭一样斑驳的纹路。这两个伤口，好了烂，烂了好，反复70余年。他可能是日军细菌战最后的幸存者之一，但因缺乏相关医学鉴定，至今无人能百分之百确认。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的兴起，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联合会（筹）会长王选，注意到日军二战期间，在浙江和江西战场上使用过炭疽和鼻疽菌，老人们长久不能愈合的伤口很可能是感染这两种细菌的结果。自2004年起她带领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学生致力搜寻这些俗称为“烂脚病”的老人，到2010年他们记录下660名老人的口述。

这些口述记录显示，1942年5-9月，浙赣会战期间，日军行经主要路线包括浙赣铁路沿线一带以及当时中国方面机场周围地区：杭州郊外富阳、萧山、诸暨、浦江、义乌、兰溪、金华、汤溪、龙游、衢州、江山、遂昌、松阳、丽水等十多个旧县许多乡镇，随后暴发过群体性的“烂脚病”。各国学者近年的研究也能证明，二战中，日军在中国的确大量生产并使用过炭疽菌和鼻疽菌。但这种疾病的症状在当时并未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长久以来不为人所知。

近十几年来，王选一直希望能弄明白日军的炭疽武器究竟给中国人留下过多大的伤害。由于专业性研究背景条件的缺失等原因，至今，这个问题仍未有答案，但这些疑似受害者们却时日无多。就像毛省甫，五年前，他能清晰地告诉前来调查的大学生，他认为身上终身未愈的伤口和日本人在村里“放毒”有关，并报出过同村另外5个有相同“烂脚病”症状的村民名字。三年前，他还能挑着扁担下地干活。现在，他的听力逐渐丧失，当志愿者贴着耳朵大声询问时，他的眼里往往透出迷茫，有时能简单地回答几句，有时沉默。突然，他缓慢吐出这句话：“灰心了，烂这么厉害，死了算了”，然后又安静地像一尊老宅子里的木雕。

难以愈合的伤口

志愿者说想看看毛省甫的伤口，他把裤子往上一拉，那两个让人不敢直视的伤口就赤裸裸地露了出来。没有绷带，也没有敷药物，一只苍蝇立刻落在伤口上。这么多年来，没有药物能根治这种大面积的皮肤溃烂。美国纪录片导演洪子健因此把一部拍摄炭疽武器受害者的纪录片命名为《恒伤》。这是受害者们身上长达70年的痛苦，也能隐喻中日关系上难以愈合的战争创伤。

2002年，美国医学历史学家、病理学家马丁·弗曼斯基博士（Dr.MartinFurmanski），与美国皮肤病教授麦克·法兰兹布劳，以及著名历史学家谢尔顿·哈里斯，在王选的陪同下走访过金华和衢州20多名烂脚病幸存者，根据这些人对发病初期情况的陈述，他判断他们在1942年受到的是由两种不同的细菌引起的感染：鼻疽和炭疽。这两种细菌在自然界中通常存在于牛羊和马身上，会通过生病的动物传染给人，但不会在人际间传染。在浙江省的历史记录上，日军入侵前只发生过零星的动物传染人的炭疽病例。

据马丁·弗曼斯基博士解释，炭疽病毒通过皮肤破损处侵入人体内后，会引起皮肤炭疽。入侵处会形成类似蚊子叮咬的小包，但迅速发展为黑色的溃疡，随着黑色溃疡不断扩散，皮肤组织会肿胀得厉害，变形。死亡率约为50%.

鼻疽病毒对马致命，但染上鼻疽的马对人危害性不大。日军用此病毒来攻击国民党军队的运输工具———马、骡等牲畜。当鼻疽菌通过污染的饮水或伤口进入人体内，会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形成流脓的伤口，这些脓疮会深入肌肉和骨头，让患者极为疼痛，并在数年内反复发作。

正是在1942年，毛省甫放牛时见过日本人的飞机低低掠过村子，撒下传单和碎布，村里随后就出现了10多个烂脚病人，他自己左脚上原先因冻疮留下的小伤口，此后变成了左右脚都有的大伤口。

但他直到几年前志愿者上门调查前，从没怀疑过这些伤口和日本人有关。刚解放时，一个医生说他得了丝虫病，没法治。1985年时，另一个医生按静脉曲张为他治疗，动手术割除他伤口处的一段动脉血管，溃烂停顿了几年后，又一发不可收拾地迅速扩张至小腿上部。结婚60多年的妻子至今仍把这些伤口归咎于他不爱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