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60年代嬉皮士帐篷。图片 | 来自网络在极致真实的基础上，依靠深刻观察得来的极具代入感的细节，特立斯捕捉到了人际关系中微妙的心理冲突、清教传统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以及诱人冒险的、崭新的自由形式。1960年代的美国，在蔑视传统、反叛道德的“嬉皮士”文化影响下，青年们高喊“要做爱，不要作战”，以性放纵消解内心苦闷，表达个性自由。开放式婚姻、在公众场合裸体成为潮流，色情杂志和影视大行其道。
性解放者欢呼口服避孕药的上市，因为它为性爱与生殖、与家庭脱钩提供了方便。《邻人之妻》中，特立斯展示了一个性和道德的新世界：休·海夫纳的花花公子王国以及他为中产阶级打造的“新生活方式”，最高法院审理淫秽案时旁征博引的生动记录，普通人崭新的性心理和性观念。
而这个新世界的另一面，是家庭和道德传统。1980年代，随着艾滋病的发现、保守思想的回归，性自由主义的喧嚣开始退潮。“虽然性解放在社会和科学方面带来了许多变化——避孕药、堕胎改革、对审查制度的法律限制，”特立斯在《邻人之妻》最后一章写道，“成百上千万美国人最爱读的书仍旧是《圣经》，忠于婚姻，上大学的女儿仍旧是处女……尽管全美的离婚率比任何时候都高，再婚率也居高不下。”
特立斯从性爱视角窥见了20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变迁。美国作家凯蒂·洛菲在《邻人之妻》的前言中说，这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史书”。
虽然话题涉及下半身，但特立斯的写法并不轻佻，而是相当节制。许诺用了“干燥”一词来形容书里的性描写。《邻人之妻》责编朱艺星在读书分享会上回答谷雨提问时说，中文版只有不超过五千字的删节。特立斯的写作重点不是色情与猎奇，他的“兴趣和关怀是在那些不被新闻所关注的人身上”。
在特立斯的故事里，所有人物都以实名出现特立斯不写名人，除非他们的名气对作品而言是次要的。他认为，名人作品必然会很快过时。与罗伯特·博因顿的访谈中，特立斯说，他好奇的是普通人怎样度过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冲突时期，无论是性革命还是文化价值观的革命。他想通过没有名气、非重要的人物角色探索这些变革。
在王天挺看来，特立斯的非虚构写作里，只有小人物才能够抵抗时间，最大程度地存留下来。作品问世五十年之后再看那些小人物，依然觉得很有趣。
特立斯笔下的小人物，全为实名。拿到有爆点的材料，特立斯总会反复跟采访对象确认：材料是不是真的，发表时能不能用实名确保这一点？当采访对象不愿透露真实姓名时，很多记者会匿名处理，特立斯不会。他觉得匿名无法让大家信服。他无法接受读者不知道他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
1980年，特立斯想写一个汽车旅馆老板偷窥住客的故事。当年他认识了旅馆老板，和对方一起去了屋顶偷窥处，核实了故事的真实性。不过，因为怕坐牢，旅馆老板一直不敢让特立斯把自己的真名写出来。于是，特立斯将这个故事搁置了三十多年。2014年，旅馆老板给特立斯来信，说自己已经不开汽车旅馆，特立斯可以写他了。特立斯问对方是否愿意实名，得到许可后，特立斯用两年写出这个故事。2016年，这本《偷窥者旅馆》终于出版。
△《偷窥者旅馆》，[美] 盖伊·特立斯，2016《邻人之妻》出版前，也有周折。那个保险推销员约翰·布拉洛，本已同意实名出现在书中，后来反悔了。特立斯立即飞到布拉洛所在的洛杉矶，对他说，“你不能这样做。”“关键是，你已经站出来发表意见了，你不再对自己撒谎了。你站在一些新事物的最前沿！”特立斯最终说服了布拉洛，把他的那部分原话留了下来。讲完这个故事，特立斯对罗伯特·博因顿说：“我必须让他明白，我们是伙伴，我们所做的是如此重要，因此他必须践约。”
2017年接受腾讯文化专访时，特立斯这样解释自己的说服力：“写这本书（《邻人之妻》），我获得了很多信任，和人们建立了许多关系。但为什么他们要告诉我他们的婚外情，并且让我写进人人都可以去读的书里？为什么？因为我让他们相信，这不仅仅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成千上万和他们一样的人的故事。”
对特立斯来说，书中人物的实名，是对所有人的尊重。
长期观察、书写小人物，对场景的使用、对细节的处理、对真实的追求，构成了王天挺眼中的特氏写作方法论。“我们这一代记者都从特立斯身上学过东西。”读书分享会上，面对谷雨的提问，王天挺不讳言自己那篇流传甚广的特稿《北京零点后》，完全借鉴了特立斯在《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中节奏感很强的白描式速写笔法。
王天挺在分享会上感慨，看特立斯笔下那些小人物，你会反观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人生，对他们的故事产生共情。
有意思的是，中文版《邻人之妻》出版后，许诺在微博上搜了一下对这本书的评论，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只说书好，没人说看完这书会觉得自己的婚姻也不幸福。只有一个人，说了一句接近私人生活的评论：“毁三观。”
姑娘还没说完，就笑了。读书分享会场的所有人都笑了。
苗炜谈特立斯：靠人物推动的扎实写作“相比其他描述性革命的书，这本书格局更大，对人物的刻画更生动。”这是原《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作家苗炜在知识付费平台“得到”上对《邻人之妻》的解读。接受谷雨采访时，苗炜分析了特立斯“挺好玩”的写法，及其对中国非虚构写作者的启示。
谷雨：你在解读《邻人之妻》时说，这是一部格局大的非虚构作品，它的格局体现在哪些地方？
苗炜：我对非虚构写作有一个庸俗的想法，就是老觉得要写大事儿，看的人才多。在我看来，好多还原历史大事件真相的书，比如写柏林最后一战的，写苏联解体的，都算非虚构作品。
这本《邻人之妻》，不光是性文化史，书里写了出版审查，写了性心理研究，涵盖了很多东西。关于性，有人写过《深喉》（一部1972年的美国色情片），有人从避孕药写起，有人从法律角度切入，都挺好看，但没有特立斯这么写的。《邻人之妻》最重要的部分是砂岩俱乐部的事儿，前面每章写一个主要人物，每个人物身上都传递出家族感，比如第一章写了那个少年的爷爷在汽车运输业怎么混的。特立斯写出了一种社会风情画卷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