禇时健重新整顿工厂,落实了责任制,为保证原料品质,直接从烟农手上进货。到1986年,玉溪卷烟厂推行了“三合一制度”——将烟厂和烟草专卖局、烟草公司合为一体,实现了整个产业链的打通。
要知道,中国一直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种烟叶的不管烟草的生产,生产烟草的不直接做销售,但褚时健凭借他善于跟政府打交道的长处,做到了产供销一条龙。尽管多年后,这种资源的过度集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的褚时健的锒铛入狱,但在当时确实拯救了玉溪卷烟厂。
在此后的17年中,褚时健领导玉溪卷烟厂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其他品牌价值没有评估),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
褚时健在烟厂
多年后,在《褚时健传》的新书发布会上,以“褚时健的粉丝”自居的王石曾谈到:褚时健在搞玉溪烟厂的时候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国产的云烟在当时价格已经超过了万宝路等洋烟的价格,当时能做到这一点,还是很扬眉吐气的。
“那时候玉溪烟厂的税利上百亿,万科的规模是30亿,人家一年的税都比万科大得多,但是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管烟厂的质量概念。烟农、烟田是第一生产车间,一般都是烟叶符合标准才进场。从引进种子,怎么耕种、收获、怎么烤、怎么分级,环环相扣,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王石说。
获罪
将云南小卷烟厂打造成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烟草帝国的褚时健,人生在1995年迎来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崩塌——源于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对褚时健的贪污举报信——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1996年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和老伴马静芬已经被关在洛阳监狱。也是这一年,褚映群在狱中自杀。
一代烟草大王,就此谢幕。
最高人民法院网当年对褚时健案的起诉书罗列了其被捕原因:“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数额特别巨大,属情节特别严重,这是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确定刑罚必须与所犯的罪行相适应。本院认为,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私分公款3551061美元,折合人民币2870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褚时健在共同犯罪中起决定、组织的作用,系主犯,应对组织、参与的全部犯罪负责,论罪应依法判处死刑。但鉴于其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以及赃款全部追回,经济损失已被挽回和其他情节,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褚时健在供述中也证实了上述说法:“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褚时代的红塔集团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褚时健在企业界拥有极大的名望,是改革的功臣,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的工资与他创造的经济价值不相称。他的获罪在企业界引起轩然大波。
《激荡30年》这本书里有这样的描述:在1998年年初的北京两会上,10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最后,人留住了。1999年1月9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褚时健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书十易其稿,谨慎可见一斑。
但他的女儿还是离开了他。1995年8月15日,褚时健女儿褚映群在家中被河南有关方面带走,半个月之后妻子马静芬也因同一案件被河南相关方面收审。褚时健正值出差,他带领下属在美国考察,结束后途经香港短暂停留。
凤凰卫视2016年电视栏目《我们一起走过》中,褚时健说起此事老泪纵横,他说姑娘早就跟我说叫我退休,我一直想着多做点贡献,把我们厂再做大一点,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2001年,71岁的褚时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褚时健被批保外就医,只可在有限范围内一带活动。但他没有被所有罪名与女儿的离开而击垮,褚时健仍然在寻找着东山再起的机会。
东山再起
“出来”的褚时健与弟弟褚时佐共同开始承包山林种植橙子。在《中国企业家》2005年发表的一篇《寻找褚时健》一文中,褚时健说自己不信命,“我从来不信那个东西。原来我想能活到九十岁,出了那个事(昏迷)就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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