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珠：中国试管婴儿技术先行者(3)

1951年7月，张丽珠终于回到上海。几年不见，换了人间，新中国创建伊始，万象更新，人们满怀豪情地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张丽珠也开始了崭新的事业与人生。

风风雨雨五十年

回国不久，张丽珠经人介绍，结识了化学家唐有祺先生，并于1952年年初结婚。由于唐先生的研究方向比较专门，要找到合适的岗位不容易，而张丽珠的工作相对容易找，最后她决定去北京。这年夏天，她到卫生部去申请工作，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由此与北医结缘。

新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人总是分外敏感的。第一天报到，让她在某份证明文件上签字的时候，院党总支副书记笑着说：“有些留学回国人员往往签的是英文名字。”从此她特别注意，不论是说话还是讲课绝对不漏一个英文字，这对于留学归国人员来说是极为少见的。

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少，因此每个人都被使用得很充分，张丽珠的主要任务有两块：一是在附属医院妇产科做临床工作；二是给北医的学生上专业课。因为有经验的大夫比较少，比起国外来，她有更多的机会去做手术，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她在局部解剖学等方面的功力也在临床上显现出来。有一例剖宫产后出血不止的患者从晚上到次日中午就是下不了手术台，有人喊来了张丽珠。她凭着早年打下的厚实基本功，迅速地缝扎了出血点，手术很快就结束了，那种自信神态和娴熟技能常使助手们惊叹不已。

走出手术室，张丽珠在讲台上又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口齿清楚，条理清晰，出口成章，没一句废话，既能从浅显的临床病例引导到深奥的理论，又能把繁杂的理论分清层次，指出重点，那时并没有计算机，但她的讲话似乎完全能表达出图像，课堂效果一直很好。而在课堂之外她又是学生们的好朋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临床、教学，还是研究，张丽珠都做得有声有色。因此她的节奏是非常紧张的，忙得连家都顾不上。1953年儿子昭达出生，她满月后就去上班，给孩子喂了一个月就回奶，胀得非常难受。吸取了这一教训，1954年女儿昭华出生后，她立即回奶，以至于女儿没有吃上一口妈妈的奶。有时候想起孩子来，张丽珠是有些遗憾的：“跟别人家里是不一样，所以我也常常觉得自己没尽到母亲应尽的责任，我也没享受到许多天伦之乐。有年暑假，正好有一天两个孩子都在家里，我躺在躺椅上，这边看看女儿，那边看看儿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但这样的时候也不是很多。”

孩子出生后，她一如既往地埋头于工作，从不请假，有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她就注射庆大霉素将病情控制住，以免耽误公事。当时医学界对庆大霉素的副作用还缺少认识，而且注射前不用像青霉素那样做皮试，因此张丽珠习惯了使用它，最终导致听力受损。

1958年，北医三院创建，张丽珠直接参与了建院工作并担任妇产科主任，从此在三院一直干到退休。多年后，她写道：“现在三院已盖上多个大高楼，在楼前的喷水池不可再见，熟悉的小路已然不通，认识我的小花也被深深埋葬，历史的遗迹已逐渐消失。”伤感之中，包含的是深厚的感情。

在北医工作将近五十年，酸甜苦辣备尝，其中有两次下放经历给张丽珠带来了强烈冲击。一次是1965年响应“六二六指示”参加北医三院通县巡回医疗队为农民服务，这是她首次深入农村，受到极大震撼，感受颇多，写了一篇题为《不了解农村就不能为农民服务》的文章表达自己所见所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另一次是“文革”当中作为“革命对象”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和对前途命运的恐惧被下放到延庆医疗队。三十年后她刻画当时的感受：“下车还没停下脚，延庆医疗队领导即派我到对角石山沟里执行任务……走在那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左边是峭壁，右边是悬崖，身上背着沉重的行李包，而心里的包袱就更重了；这次进来山沟，还出得来吗？”但她克服了恐慌，仍然将精力投入到为患者解除病痛中去，以至于延庆县医院的人说当地的宫颈癌手术都让她做光了。

五十年风风雨雨，张丽珠利济为怀，以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救人无数，在医界同行和广大患者当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和声誉。

自主研究试管婴儿技术

多年以来，张丽珠对医学进展的把握是敏捷到位的，经她提出的研究课题往往有着广阔的远景。回国之初，她指导学生开展的课题“硫酸镁对子宫收缩的影响”至今仍是研究热点。在三院多年，虽然临床工作非常繁重，可她一直坚持基础、临床两手抓，于1978年创立了生殖内分泌实验室，开拓相关研究。在研究方面，她最广为人知的成绩是做出了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