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珠：中国试管婴儿技术先行者(2)

在医院从事妇产科工作后，张丽珠在看门诊、上手术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很快成长起来。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变化，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1946年，随着中美通航的恢复，她准备像无数前辈那样去国外游学一番，以增广见闻、拓展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

1946年9月，张丽珠乘船东渡美国。抵达纽约后，她决定接受巴克斯顿医生（Charles Lee Buxton，1904~1969）的邀请，先去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Columbia 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进修。巴克斯顿在医学界是一位颇具传奇性的人物，其“最为重要的贡献还是能够敏锐地抓住学科发展当中那些有潜力的研究方向，然后找到合适的人来从事这些方向的研究”。张丽珠到达纽约的时候，他正在开展妇科内分泌学的研究，四处招兵买马。张丽珠幸逢其会，由此开始涉足内分泌学最尖端的研究。在研究的同时，她还努力在附近的高校如纽约大学医学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修相关课程。尤其后者，她在诺瓦克（Emil Novak，1884~1957）、特林德（Richard Wesley TeLinde，1894~1989）、伍德瑞夫（J.Donald Woodruff，1912~1996）等妇产科学界的权威人物指导下，在局部解剖、妇科手术方面获取了大量临床经验，并系统地学习了妇产科病理学、妇科内分泌学的知识。

忙碌起来，时间总是很快，转眼到了1947年的下半年，张丽珠的学习已经告一段落。她感觉比起在巴克斯顿的实验室里对着兔子做实验来，自己还是更喜欢做临床，实实在在地为别人解除痛苦，于是就转到纽约医院的妇产科工作，这对她来说压力不大，心情也愉悦。半年后，她觉得自己还有余力做一些研究工作，就到医院对面的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与美国人莱斯利（Eugenie P. Leslie）一起研究细胞学检查方法在早期癌瘤诊断中的作用，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美国女医师协会杂志》上。

在纽约期间，张丽珠虽然忙于学习和工作，但不再像大学那样独来独往，而是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其实她的性格一直比较外向，只不过抗战时期在日伪统治下难以发挥，到了美国的广阔天地，很快就活跃起来。当时，她经常参加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组织的活动。这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外围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曾与留美科协一起积极组织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在这些活动中，张丽珠听了不少关于国内的时事报告，由此接触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对国内局势的认识。

1949年，张丽珠突然接到了英国伦敦玛丽居里（Marie Curie）医院的邀请，让她赴该院做癌瘤早期诊断方面的研究工作。恰好张丽珠也想考察英国的医疗制度，因此欣然应邀。抵英不久之后，张丽珠还是想继续从事临床工作，于是转到伦敦海克内（Hackney）医院，在著名妇产科医师道兹女士（Miss Gladys Dodds）指导下担任妇产科总住院医师。道兹在当时被公认为是“伦敦最好的妇产科医师之一”，张丽珠深深受益于她丰富的临床经验，多年后还能形象生动地追忆起当时的典型病例，用来给学生讲课。

1950年10月，张丽珠参加英国的国家考试，获得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文凭，就在她开始准备参加进一步的文凭考试时，中国国内形势和国际政治格局都处于激烈变动之中。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周围对新中国不友好的言论和行为越来越多，她深感痛苦与恐惧，于是决定尽快回国。但她去买船票时因为用的是国民政府的旧护照，居然被要求出示新中国的入境许可证，这让她惊怒交加。经过一番周折，她终于收到官方电报通知“欢迎你回国”，惊喜于新中国办事的高效率，并带着胜利得意的表情购得了回国船票。船抵香港时，有人劝她：“像你这样的人，何处不可为家？”虽然在出国前已父母双亡，按说应该毫无牵挂，但张丽珠还是坚定地想要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