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医生和最后的“麻风村”(3)

　　几代医务工作者的努力，让麻风病基本得到控制。按目前的治疗方法，麻风病人在服药的一周内就有99％的病菌能被消除，并切断传染性。但庆云康复村的老人们，至今要面对外界异样的目光:

　　有老人的儿女在村里盖起楼房，得过麻风病的老父亲，回家却只能住在楼旁的羊圈里；有老人去医院看病，公交车售票员看他歪嘴斜脑，连车门也不愿开，喊一声“快走”，留下一阵黑烟快速而去；还有位病人，儿子用汽车接他回去过年，车停在康复村口，老人却抓着床沿坚持不走。他担心回家一次，会影响家人的生活。

　　甚至连一些医护人员，对麻风病人也有着偏见。

　　章慧琴曾在某卫校兼职教书，专门教麻风病防治的章节。她想让卫校的学生接触一下麻风病人，提议说“下午没有课，附近就有麻风村，我带你们去看看好吗？”学生们默不作声。等下午到集合地点一看，章慧琴发现，40多人的班级，愿意去麻风村的不到10人。

　　每一年都是这样，应者寥寥。而愿意到皮防站搞麻风病防治工作的年轻人就更少了。说起这些，章慧琴神情便有些落寞。

　　从2005年起，国家加大了投入，每年约有6000万元经费用于麻风早期发现与现症病人的治疗。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县市已通过“基本消灭麻风病”的考核。

　　但最难的，也许是“消灭”普通人心底对麻风病人及康复患者的偏见、冷漠和歧视。

　　台湾人张平宜曾经在四川凉山地区花费十多年时间，将当地一个供麻风村子女上学的教学点建成一所正规学校。据她讲述，一些偏远的麻风村落，虽然麻风病人有身份、有补助，但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却往往没有身份证，只能跟着父母放羊。他们继承了麻风病人的宿命，走不出麻风村，即使走出村子，也只能隐藏身份。

　　2008年6月1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8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消除对麻风病人、治愈者及其家属的歧视》的决议。首次提出，麻风问题不仅是一个医药或健康问题，而且可能是侵犯人权的歧视问题，鼓励各国分享打击对麻风病人及其家属歧视的最佳做法，努力实现麻风病人、治愈者及其家属的全面康复。

　　在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麻风病人回归社会的重要性，开展经济康复项目，有目的地引导麻风病患者开展蔬菜种植、家畜养殖，及经营茶室、开设家庭小工厂等，帮助他们克服畸残所带来的贫困和生活不便，重新恢复生活信心和自我价值，回归社会。

　　难以进入的内心

　　只有把人性全部细致、温柔的情感结合麻风病治疗，才是完整的。

　　整个村子都很安静。

　　张老伯一个人在棋牌室，胡乱地摆弄着桌上的麻将，一张张把它们盖上，又一张张掀开，孩子式的玩法。墙边，靠着老人的假肢和拐杖。前些年，因为麻风病，老人的一条腿进行了截肢手术。

　　院子里零散地摆放着些健身设备，上有浮尘，看来少人问津。老人们甚至不怎么出门晒太阳，一位阿婆贴着墙坐在轮椅上，满脸皱纹，她回头打量记者这个外人，脸上并无表情。

　　村里有食堂，几张圆桌，数十张木凳，木质陈旧发黑，看起来却很结实。村后有大片菜地，一些病人身体尚好，闲时侍弄些蔬菜，自产自足。菜地尽头，铁丝网并不严密，有豁口。附近村民与“麻风村”毗邻而居数十年，早已习惯了这个特殊村落的存在。

　　当地约有300名麻风病康复病人，大多数在家居住，接受治疗。留在“麻风村”的，多是经济条件困难、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

　　每个老人都有自己的单间，一些还附带卫生间；这里还有负责做饭和清洁的工作人员和驻村医生，皮肤病门诊部的医生每周都会来巡诊；村里有自己的菜地，蔬菜基本自给自足；每一位麻风病人有每月500多元的生活补助，并被纳入新农村合作医疗救助对象；住村麻风病人的生活费用和医疗费用，至今都是由财政和卫生部门负责；若麻风病人去世，后事无人料理，卫生部门也会支付费用，协助安葬。

　　皮防站的周爱林医生，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给“麻风村”的每一位病人拍照留念。记者翻阅这本厚厚的相片册时，周爱林就在旁一个个指出照片中人的名字，其中，不少病人已经过世了。

　　照片的背景，是灰绿色的田野、石桥和小河，照片中的人大多因麻风致残、致畸，家境不佳，身穿蓝衣灰裤，却都努力咧开嘴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