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医生和最后的“麻风村”

　　作为我国最后一批“麻风村”之一，这里的世界依旧难以真正进入；这里的人们和健康的人群之间，彼此刻意地保持着距离。我们关注这个不为人知的世界，通过一位和麻风病人们相处了30多年的上海医生。

　　眼前的老人，用一双畸形的眼睛看着我，眼窝深陷，眼睛血红。

　　他是村子里唯一的百岁老人，因为疾病，生命中超过1/3的时光，都在这个麻风康复村度过。

　　他沉默、少笑，似乎经历过长久的孤独。

　　我鼓起勇气，向他伸出手。但他似乎并不明白我的意思，只是嗫嚅着。

　　陪我进村的医生李汉林介绍说，这是记者，来看你。

　　“您身体可好？”我问。老人努力动了动嘴角，什么也没说出来。

　　——这里地属距上海不到两小时车程的一个江南小镇，是当地最后一个“麻风村”，至今居住着30多位麻风病康复患者，皆风烛残年。隐藏在菜田间的铁丝网把康复村和临近的村庄隔开，附近居民从田垄骑车而过，目不斜视。而康复村里的老人，也从不越铁丝网半步。

　　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村，却与一名上海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1977年，庆云康复村筹建成立。那一年，25岁的上海姑娘章慧琴从牡丹江卫校毕业，分配到了现在这个小镇所在县的皮肤病防治站，从此，她与麻风病打了30多年的交道。

　　“麻风村”的每一个病人，都认识这个“戴眼镜的上海医生”。

　　如今，章慧琴退休回到上海，但她魂牵梦萦的，还是守候了半辈子的“麻风村”和麻风病人。

　　古老的疾病

　　离群索居，孤独至死，千百年来，曾是麻风病人的宿命。

　　庆云康复村其实只有一排矮楼，上下两层，一层十多个房间，外墙被漆成深绿色，像是家小医院。楼四周有围墙，从外面的公路经过，只当是一个普通的大院。

　　只有走到院子跟前，才看到“庆云麻风康复村”的字样——它曾是当地第三个“麻风村”，也是目前仅存的一个。

　　麻风病是一种相当古老的疾病，其详细病症在公元前600年的印度宗教典籍中就有记载，相传孔子的弟子冉伯牛也患有此病。此病会伤害皮肤、粘膜和周围神经，也能侵害深层组织和器官，不少麻风病人眼睛如兔，手脚严重变形，皮肤溃烂，形状恐怖。又因其具传染性，长久以来，麻风病患者或被“灭绝”，或被集体遣送深山孤岛，任其自生自灭。

　　在江南水乡，麻风病人曾有另一种归宿:上“疯子船”。

　　带乌篷的小船终年无声无息飘荡在河中，偶尔发出木桨的敲击声:“咚、咚、咚。”住在河边的居民，闻声拿出白米等粮食放在河埠头。船并不靠岸，只在五六米开外的河中伸出长杆，用顶端的兜儿取居民的施舍，然后，麻风病人会在船上唱上一曲，以示感谢。

　　离群索居，永不靠岸，孤独至死，千百年来，几乎是麻风病人的宿命。

　　上世纪40年代，抗生素问世后，麻风病宣告可治愈，但隔离治疗时间仍可长达10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采用家庭联合化疗为主的防治方案，麻风患者才不再被强制隔离。

　　而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麻风病防治工作。1957年全国第一次麻风病防治会议后，各地陆续成立了麻风康复村收治病人，医药费由国家承担。

　　章慧琴还记忆犹新，1977年，庆云麻风康复村初建，附近的村民愤怒而来，挥舞着农具几次推倒围墙，用方言大声诉说着他们的恐惧和抗议。

　　那一年，为了控制当地的麻风病，县里成立了皮肤病防治站，加上已到离退休年龄的老同志，皮防站总共7人。两位和章慧琴一起分配到皮防站的男医生，一听说工作是搞麻风病，赶紧四处奔走，要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怕以后找不着对象。

　　章慧琴留了下来，成了皮防站唯一的女同志。一直到1983年前后，皮防站开设门诊部，这个“唯一”才被打破。

　　后来，章慧琴成了皮防站的副站长，1996年，她获得全国马海德基金奖，这是麻风病防治领域的最高奖项。

　　也就是从1996年开始，当地再没有一例新发麻风病人出现。

　　根据卫生部的统计，2010年全国麻风病现症患者数量约为6600例，发病率远低于万分之一，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已达到“基本消灭”的水平。

　　但在全中国，目前存活约20余万名麻风病治愈者。截至2009年，我国仍有657个麻风村(院)。

　　这些最后的“麻风村”与其中人的故事，依然值得关注。

　　阳春面

　　简简单单一碗阳春面，加了些盐和酱油。这碗面，吃还是不吃？

　　刚到皮防站报到的第一天，上头就给了章慧琴任务:下乡排查麻风病人基本情况。这是当时各地皮防站最重要的工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