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戛纳“金闹钟”到评分超《黄土地》，《孩子王》无声逆袭

从戛纳“金闹钟”到评分超《黄土地》，《孩子王》无声逆袭

2019-05-18 12:00 来源:北青艺评

原标题：从戛纳“金闹钟”到评分超《黄土地》，《孩子王》无声逆袭

《孩子王》又要重映了——因被列入了中国电影资料馆“青春之歌”五月专题放映的片单，这部1987年的影片即将再次与观众见面。策划文案显示：“青春之歌”专题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系列放映活动之一，旨在“展示建国70年来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青年建设新中国和热情生活的故事”。这个颇具年代感的表述提醒人们，距离这部艺术电影经典的问世已悄然过去了三十二年。

多灾多难的“孩子王”

《孩子王》当年带给陈凯歌的是近乎灾难性的体验。在云南拍摄一个多月却因摄影机出问题全部报废，陈凯歌不得不用自己的知青经历来鼓舞大家不至于中途撂挑子，与西影厂的制片人相处不洽导致剧组龃龉不断，更糟糕的是影片在戛纳电影节铩羽而归，还被电影记者评为“最令人厌倦的影片”并授予“金闹钟奖”，这一令人难堪的事件因被国内《参考消息》报道而广为人知。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数月之前，张艺谋的《红高粱》刚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张艺谋成为获得欧洲电影三大奖的“中国第一人”。同年的金鸡奖评选，大出风头的是《红高粱》和张艺谋主演的《老井》，陈凯歌仅获得安慰性的“导演特别奖”。《孩子王》在国内据说只卖出三个拷贝，与席卷国内票房的《红高粱》可谓云泥之别。这一切恐怕都令心高气傲的陈凯歌内心倍感挫败。

“三王”的“从影之路”

在阿城的经典名作“三王”（《棋王》《孩子王》《树王》）中，《孩子王》是第一部被改编为电影的，《棋王》随后被改编成了滕文骥（1988）和严浩（1991）两个版本，罗大佑为严浩版创作的主题歌《爱人同志》在内地一度风靡。“三王”中只剩下《树王》一直没被改编，直到去年才由田壮壮启动了拍摄计划，影片是否能最终完成尚未可知。

相同的云南知青经历，对那段经历的相似体悟，以及相近的思想和审美旨趣，是陈凯歌对阿城小说产生共鸣的根本原因。阿城的“三王”对那段历史无疑是否定的，而其表达却相对隐晦，历史的创伤、个体的情感隐藏在精微简约的淡然白描式文字之下，用小解构大，用真实解构虚假，用世俗解构崇高，却对超然的古典精神境界心向往之。而在《少年凯歌》中，虽结论是“我的青春无遗憾”，但借助自剖与观察，陈凯歌则相当直白地描述了那个年代对自然、个性、人性乃至生命的压抑、扭曲甚至毁灭。在阿城眼里，“文化制约着人类”，“三王”的落脚点是表层叙事背后的民族文化与心理，其作品常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组成部分，而陈凯歌则从《黄土地》开始，就呈现了对于民族文化宏大叙事的兴趣——这与其说是第五代的特征，不如说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代文化特征。

阿城文化隐喻的一次视觉化

电影《孩子王》基本完整使用了阿城小说的故事框架：文革时期，下乡知青老杆儿（谢园饰）被选派到农场学校去教语文，却在不经意间开启了一次教学实验。他抛开下发的教材，从识字入手，引导学生不再抄袭标语口号和社论文字，而是学会用自己的语言去讲述身边的故事。学生中最为勤奋的王福识字数千，尤得老杆儿赏识。然而老杆儿离经叛道的教学方式被上级部门知晓，其教师生涯被终止。在离开时，老杆儿将字典送给了王福。

作为教育题材，《孩子王》很容易被看作是与《凤凰琴》（1994）《一个都不能少》（1999）同类的教育片，影片在戛纳电影节甚至还被授予了“教育贡献奖”，然而这不过是一个明显的误读：《孩子王》的焦点并非对教育者献身精神的颂扬，亦非对“知识改变命运”或“希望工程”的验证，而是对被高度政治化、教条化、空洞化和僵化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思维的反省，乃至对其身后更为深晦的文化传统的反思。这是电影与小说共通的内在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