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血吸虫病疫区调查(3)

从1992年开始，潜江市每年给血防的财政预算为50万元，虽然与实际所需总有差距，但王文梁称，“这种力度在全国已算少有”，其中30万元用来买药买设备，20万元救助晚血病人。除去政府财政拨款，我国1992年与世界银行签订了为期十年的“中国血吸虫病控制项目”，潜江市每年从中能得到100万元资助。依据世行贷款的技术标准，血吸虫病人群感染率在10%以上的地区治疗覆盖率必须达到70%，于是“感染率很快降下来了”。同样从世行贷款中受益的熊口镇解放初期人群感染率高达30%以上，1990年还有18%的感染率，2001年的下降至5.4%。“感染率从30多点降到10多点容易，再往下就难了。”镇血防站站长施昌光分析原因说，“在传染源没有阻断的情况下，世行提供的扩大治疗也取消了。”贷款项目结束后，熊口镇去年得到的防治费仅有11000元，“经费只能用在特别突出的地方”。而早期投入的防治效果显而易见，熊口镇李场村过去一个小组一年治疗血吸虫病需要4万元，2001年用2万元多修建了“沉螺池”后，人群感染率三年内从17%降到9%，“现在每年治疗费只用5000元”。

投入的不足同样影响到血防队伍的质量。由于政府只解决血防人员70%多的工资，各级血防站几乎都开始了创收。熊口镇血防站临街开了两个门诊，诊所的7名工作人员每人每年配合两个月的血防工作，施昌光将门诊一年5万元的收入用来补足公务费、晚血病人治疗费等。华中科技大学流行病学专家施侣元今夏受省政府委托进行了应急公共卫生系统的抽样调查，结果是“防疫站总体上设备落后，人员专业水平不高”，而这些队伍“在传染病流行期是要打硬仗的”。

重启制度之门

血吸虫病在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被列为丙类传染病，血防专家在提到其危害性时特别强调“对身体损害严重，防治困难”。施侣元教授介绍说，相比其他传染病，我国在血吸虫病防治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解放初期搞血防时，中央特地成立了“血防领导小组”，协调多部门联合血防，地方政府从省市到乡镇都建立了相应的专业机构，当地政府的一把手兼任血防领导小组组长。“防治就得连年反复查螺，常规队伍的工作一松懈，疫情就容易抬头。”到了上世纪80年代，血吸虫病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控制，国家进行机构撤并时取消了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各级血防机构进行了缩减。后来就由国务院牵头，卫生、农业、水利等五部委轮流布置工作。

卫生部日前发布的《血吸虫病重大疫情应急处理预案》，被张映皓看作是“血防工作在制度层面上重新得到重视”的标志。“在今年出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后，政府对公共卫生疫情的监测变得十分敏感，在抗击SARS期间建立的制度通道同样适用于其他传染病。”根据卫生部的要求，地方政府正在制订当地的疫情处理方案。张映皓注意到今年工作的变化，“主管副省长在一个月内三次召集有关部门和专家听取汇报，有一次省长让五位副省长同时参加”。正在商议中的《湖北省2003～2005年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案》特别提到从2004年起将血防经费预算增加到4000万元，实行疫情监测与预警机制，“各地发现重大疫情不得瞒报、漏报和缓报，实行疫情实时和首报制度。对历年多发急性血吸虫病的地区和春、秋季查出感染性钉螺的地带，要采取严格措施，开展急感暴发的预警和预测工作。”张映皓认为，血防作为公共卫生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再次被加强。

据张映皓透露，在湖北省酝酿出台的“2003～2005年血防工作方案”中，对即将上马的水利工程治本方针成为亮点。国家“南水北调”规划中，湖北作为中线工程将通过“引江济汉”对汉江水位进行补充，长江流域含钉螺水域极可能因此污染汉江。“省血防办提出在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和运行阶段均采取措施进行汉江中下游血防综合治理。”对省内疫情严重的四湖区域重点综合治理，扩散钉螺涵闸改造项目，对全国血吸虫病最严重的阳新县富河治理，“每项工程的投入都有上亿元，希望从根子上消灭血吸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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