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精确地统计过血吸虫病给当地经济造成的损失,市卫生局副局长王文梁向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种算法:耽误的劳动力加上医疗费用。“病人每次因病至少误工半个多月,按照潜江市现在劳动力日价30元来计算,一人一次患病误工近500元,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几百到几千元不等。”而对于政府财政来说,“每年至少负担10万人的治疗费”。王文梁说,本来潜江市自然条件优厚,但是血吸虫病成了“农民脱贫致富的一块心病”。
难以断裂的链条
“在血吸虫病的传播链中,从理论上讲阻断任何一个环节就能彻底消灭疾病。”湖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主任医师张映皓介绍,“但现实中没有哪个环节能100%被阻断。”由传染源粪便排放的虫卵在水中与钉螺相遇,温度适宜时钉螺排出尾蚴形成疫水,根据血吸虫的生活史,“血防工作相应的四大环节为控制粪便、消灭钉螺、疫水管理和治疗病人。”但是哺乳动物范围广泛,“疫区内的猪、牛、老鼠都可能是传染源。”一头耕牛相当于50到100个成人的排便量,“野粪难以管理”。
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潜江市位于三湖与白鹭湖之间,属于全国今年108个血吸虫病未控制县市,现有钉螺面积3.3万亩,病人一万多,受疾病威胁的疫区人口55万。张映皓介绍说,血吸虫病的流行按照地理特点分为山丘型、垸内型和垸外型,钉螺是活跃于水线上下的水陆两栖动物,夏天涨水时往树上爬,冬天枯水时能钻进土里10厘米。湖区五省之一的湖北夏水冬陆,季节性水位变化难以控制,为钉螺的生长提供了条件。全省58个县市区中,今年未控制疫情的占25个,达传播控制的占10个,另有23个县市区达传播阻断。
“近几年洪涝灾害加剧促成了血吸虫的流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流行病学专家施侣元分析,“洪水汹涌时一片汪洋,疫水迅速扩散,钉螺随水漂流。”结果造成钉螺面积增大。在防汛的关键阶段,为了控制水情,部分地方采取“平垸行洪、移民建镇”的措施,疫区被炸毁的民垸助长了血吸虫扩散。作为血防专家的张映皓说:“结果在当时就可以预料到,但为了更大的安全,只能服从总体安排。”
做血防工作的人都会提及上世纪50年代全民动员“送瘟神”的场景,直到今天,各级领导来湖北指导工作,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就是:“湖北有两件天大的事,一是防汛,二是血防。”潜江市卫生局副局长王文梁记得解放初期的措施主要针对灭螺,一方面开新渠、填旧渠,同时大面积围湖造田,断绝钉螺的生存环境。“当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这些办法今天并不能移植,因为“水利系统经过几十年建设基本定型,填沟渠变得不现实,围湖造田则破坏了生态平衡。”现在水利结合灭螺主要是“水改旱”,同时把有钉螺的低洼低产田改造成渔池。在国家强调的“综合防治”中,药物化疗、农村生态环境改造、人畜同步治疗都成为血防的系统工程。但搞了20多年血防的王文梁说,以目前的治理难度来看,“消灭血吸虫不是三五年的事”。
投入的缺口
湖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主任张映皓提到血吸虫病是“穷病”,基本在农村流行,“贫困患病”的地方又容易“因病返贫”。他向记者强调的“穷病”还包含另一层含义:血防工作经费少,工作人员待遇低。根据《湖北省2002年血防工作年报》的统计,全省专业血防机构拥有病床6995个,专业人员7269名。
“多少病床才够用可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设备、人员知识面、技术水准都无法与同级医疗机构相比。”张映皓说,血吸虫病本是国家和地方各级财政全额拨款的“全额单位”,但事实上他们并不能享受“全额待遇”。投入的缺口在基层单位有更加直接的体现。王文梁算了这样一笔账:潜江市一年需要灭螺药物氯硝柳胺200~300吨,按照每吨3万多元的售价计算,一年所需药费为100万元,而实际上由于经费所限每年投入的药物只有十来吨。于是选取“上游水系独立的地区、已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地区和新建水利设施”先行投放药物,“一般几十公里的河,药投下去都见不到影”,只能放弃。熊口镇3700多亩有螺面积,灭螺一次需7吨药物,然而“全市一年也只有10吨药”,所以他们只灭查出阳性螺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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