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陈忠实逝世:路遥刺激我写出《白鹿原》(2)

1973年冬天，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小说编辑室编辑的何启治在西安郊区小寨的一个街口，拦住了推着一辆破自行车的陈忠实。何启治希望他把短篇《接班以后》扩充成长篇小说，陈忠实答应了。可直到20年后，彼此的承诺方才兑现。

“80年代陈忠实主要写中篇。他有个中篇叫《初夏》，改了一年多，前后三年，才发在《当代》杂志上。这个稿子改得比较苦，但陈忠实说这是他走向长篇的过渡。”何启治说。

写作《白鹿原》时，陈忠实住在家乡的老宅子里。“高兴的时候就找人下棋，不高兴的时候就抽烟，有时候写得很艰苦，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有时候写得思绪顺畅万马奔腾。”马治权告诉南都记者。

《白鹿原》完稿之后，陈忠实把稿子打出来，对他老婆说：“我五年就写出来这么一堆东西，现在把它抱到西安去。如果打响了，让你们娘儿俩到西安去，过城市生活。打不响一把火烧了！回来和你养鸡。”有一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苍凉感。

然而，《白鹿原》确实一炮打响。何启治还记得当时人文社的编辑们看完书稿，给的评语是四个字———“石破天惊”。

陈忠实曾经收到石家庄一位从医读者的信件，信上说：“我读了《白鹿原》，现在写信给你，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我觉得写《白鹿原》的人不死也得吐血。”

“像陈忠实这样的作家，写作《白鹿原》几乎耗尽了他的心血，调动了他所有的生活库存，也调动了他所有的艺术准备。”已经年届八旬的何启治告诉南都记者。“当他把那叠书稿交到我们手里时，好像把生命也交出来了一样，眼里还含着泪。”

为茅盾文学奖修订小说引争议

“好着呢，好着呢，这下我用不着再写什么了”

陈忠实曾对《白鹿原》的命运做过两种预估：一种是被彻底否定，完全不得出版；另一种是会得到肯定，同时引发一定的反响和争论。

他猜对了。1993年《白鹿原》问世，除了惊讶和赞叹之外，确实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告诉南都记者，陈忠实一直是他十分敬重的作家，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他也曾对《白鹿原》提出过质疑。争论的焦点在于，许多人认为，《白鹿原》作为一部纯文学著作和它的商业诉求之间，形成了一种悖谬关系。

“《白鹿原》被定义为纯文学，是经典文学的代表。但在上世纪90年代图书市场非常萎靡的情况下，出版社在销售策略方面，对它有种种的包装。”陈晓明说。

《白鹿原》起首第一句便是：“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颇有冲击力的话———也可算作长篇小说里足够经典的开场———在销售市场被过多渲染和夸张。

“那时候社会倾向于批判性的姿态。今天回过头来看，陈忠实这样写，毫无疑问在艺术上有他充分的理由”，陈晓明说。就文学成就而言，《白鹿原》“把寻根文学的深化、总结，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把中国的家族小说叙事也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

关于《白鹿原》的另一个争议，则是它经过修订才斩获1997年的茅盾文学奖。何启治回忆说：“当时茅盾文学奖的评委里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白鹿原》提出质疑。”提出的修订意见是两条，在《文艺报》的本报讯里披露，一条是政治性的，《白鹿原》里朱先生关于国共两党斗争的描写容易误导读者，应做适当修订。第二是田小娥和鹿子霖的性描写可以做适当修改。

“陈忠实接受了修订意见，其实近50万字的小说，也就修改了不到2000多个字符。”何启治说。虽然确实有人觉得陈忠实接受修订意见是软弱的表现，但何启治认为，陈忠实只是服从于当时中国文坛的现实。

“《中华读书报》曾经组织相关的作者、编辑撰写文章，讨论《白鹿原》为什么要经过修订才能获茅盾文学奖？他们也请陈忠实写文章，他比较难写下笔，不好回答这个问题。”

何启治给《中华读书报》撰写的文章名为《欣喜·理解·期盼》。欣喜于陈忠实得奖，期盼未来文学的新气象，尤其对陈忠实的修订表示理解。

写完文章寄给报社之前，何启治在长途电话中将文章告诉了陈忠实。陈忠实说：“好着呢，好着呢，这下我用不着再写什么了。”“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的互相理解和互相支持。”何启治说。

授权电影改编他不谈钱

“你们要拍我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