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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道:昆医教授夫妇为医学奉献的一生(组图)

2019-04-01 02:29来源:互联网关注:作者:阿狸

医道:昆医教授夫妇为医学奉献的一生(组图)

 

捐献仪式上,前来悼念的亲友、晚辈们为胡素秋献上鲜花,围绕遗体道别

医道:昆医教授夫妇为医学奉献的一生(组图)

 

李秉权和妻子胡素秋过着平凡的生活,他们的家里简单而朴素 本版图片 都市时报记者 杨帆

在昆明医科大学的校史馆内,陈设着李秉权的照片和各类获奖荣誉,这是对他的褒奖

前来悼念的亲友们安慰家属


李晴霞心里空落落的。从父母家出来,她到楼下的小吃店点了一碗水饺,父亲生前最喜欢吃这家店的酸辣饺。
辞世前,父亲李秉权决定捐献遗体。她尊重父亲的决定,在遗体捐献书上签了字。再次见到父亲,是在昆明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里,父亲的遗体化作一具骨骼标本,静静地立在她的面前。
时隔10年,2015年的冬天,母亲胡素秋追随父亲而去。她的遗体也将成为昆明医科大学的人体标本之一,作为教具,为后来的医学生们瞻仰。
人虽逝去,医魂永存
作为医生,李秉权非常清楚自己身体的利用价值——可以做病理解剖,用完之后,留下来的骨架还可供教学使用。
93岁的胡素秋安详地离去了。
12月16日,雪纷纷扬扬落下来。这是今年入冬以来,昆明最寒冷的日子。和往常一样,每天早晚各一次,李向新去昆医附一院住宿区看望母亲胡素秋,再和她一起吃顿便饭,然后才回自己家。晚上10点25分,他记挂着母亲,又打了一个电话。保姆告诉他,一切都好,老人准备睡觉了。明天还要带着老年优惠证去领营养品。
但,晚上10点43分,噩耗传来。李向新急忙带上速效救心丸赶来,可母亲平静地躺着,已经停止了呼吸。作为神经外科医生,李向新克制住自己,先用听诊器检查心音,又用血压计测量,最后实施心脏按压一分多钟。所有急救措施全部用尽,他哽咽了,说到:“妈妈,安息吧。”
李晴霞已经订好了明年2月2日的机票,打算春节前夕从广州回昆明照顾母亲。17日凌晨2点多,她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立即联系改签机票,迅速赶回昆明。
母亲过世后,李向新从家里找出了父亲李秉权的遗体捐献荣誉证书。他想带着这本证书送别母亲,在父亲的见证下,完成母亲遗体捐献的遗愿。他认为,这是对父母最后的孝顺。
2005年春天,李秉权因病住院,他急切地催促子女,尽快办完遗体捐献相关手续。由于遗体捐献申请表需要本人自愿填写,家属签字同意,办理合法手续才可完成。中国自古奉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传统伦理观念,虽然有意捐献遗体的人不少,但捐献者去世后,因得不到亲属认可而无法成功捐献的例子更多。
“我做了一辈子医生,死了也要拿这副皮囊为医学作一些贡献。学生在我身上练熟后,病人就可以少受些痛苦。”李秉权早在2000年时,就向三个子女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作为医生,他非常清楚自己身体的利用价值——患过脑腔梗、高血压血管硬化,可以做病理解剖;解剖用完之后,留下来的骨架还可供教学使用。
听父亲说完,李向新沉默了。同为神经外科医生,他一时难以接受父亲的决定。尽管他学习人体解剖课时,也面临过标本太少、缺少实践的困境,但他仍信奉逝者“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
“人走了,一生就完了,精神还要留着。”83岁的李秉权说服了子女。作为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教授、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他从医58年,每天都在和疾病、生死打交道。一次到青岛医学院出差,他见到一副人体骨骼标本,那是他的老师沈福彭的遗体。想到年轻时自己制作骨骼标本的艰难、昆医解剖室内十几个学生共同使用一具遗体,他决定,百年之后,也要追随自己的老师。
同一年,胡素秋也填写了遗体捐献书。她立下遗愿,要为医学事业作最后的贡献。
2015年12月19日,大女儿李晴霞、二儿子李向新和小女儿李珊遵照她的遗愿,在昆明医科大学举行了胡素秋遗体捐献仪式。
“感觉他还和我在一起”
卧室里的木衣柜,已用了70多年。尽管先后搬过几次家,家里的家具依旧维持原样,保留着原有的气息。
李秉权逝去已10年,而他的书房几乎没改变过样貌。
十多个平方米的地方,进门两侧,六七个书架靠墙而列。右侧,医学书籍排满了四五个2米多高的书架,从外科、内科到西医、中医学,从中文、英文、法文到俄文,各类医学书籍都是李秉权的研究对象;他的笔记、论文、手稿被用牛皮纸袋装起来,整齐排列在书架上。
几千本书中,没有一本小说。在李晴霞的记忆里,父亲总说,有时间就应该看专业书籍,不能浪费在小说上。靠窗摆放着一张书桌,自从老伴去世后,胡素秋就在那张书桌上工作,“书房保持原样,我每天感觉他还和我在一起。”胡素秋一直这样告诉来访者。
客厅阳台正中间的书桌,是李秉权的专属。现在,它的桌面盖上一层玻璃,玻璃下压着祖孙三代人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那张书桌,是李秉权和妻子结婚时,岳父赠予他的。他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小时候,李向新好动贪玩,接近凌晨,看到父亲还在书桌上伏案写稿,他渐渐觉得愧疚,开始跟在父亲身边做功课。
“我们都是学医的,总有一个要先离开。我走了,你不能自暴自弃,你好好地活着,这几个子女才有家。”李秉权去世后,担心母亲心情低落,李晴霞想把胡素秋接到广州,妹妹李珊也提出接母亲去美国,但胡素秋哪儿都没去。她说“你父亲在这里,我也要在这里”。
李秉权出生于腾冲,小学时丧父,中学时丧母,只身到昆明求学,全靠“奖贷学金”维持生计。而胡素秋,是滇黔军元老、国民党38军军长胡瑛的女儿。一个是军长千金,一个是寒门书生,两人在1949年缔结婚姻,这段婚姻像一个传奇,却甚为朴素。
胡瑛的照片悬挂在客厅正梁中间,他是胡素秋的父亲,也是这段婚姻的见证人。上学时,胡素秋是李秉权的师妹,昆明医学院毕业后,两人分别进入昆医附一院、昆医附二院工作,又成为同行,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自结婚后,家里的家具一直沿用到现在。
送走了母亲,60岁出头的李向新独自坐在沙发上,心里空落落的。那是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沙发款式,用木板、弹簧、棕毛、麻绳绷起,再用麻布外包,铺上一层沙发套。他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教他做女红,缝缝补补,他一一学会。摆在沙发前的矮桌,是母亲花了20元从旧货街上买来的,已经用得摇摇晃晃,他想重新买。母亲不让换,他只好修理结实,让母亲继续用。
卧室里的木衣柜用了70多年,油漆已脱落,床边的书架上摆着许多本小说。胡素秋晚年爱上看小说,以此打发时间。尽管先后搬过几次家,家里的家具依旧维持原样,保留着原有的气息。
在昆医附一院住宿区的单元楼前,胡素秋种下几蓬竹子,以此纪念丈夫。时隔10年,当初种下的竹子已长成一片竹林。交错的竹叶间,挂有一块题为“竹魂”的纪念牌,那是胡素秋为丈夫李秉权写的一首诗——“未曾出土先有节,已是凌空犹心虚,全国劳模忠于党,全心全意为医学。”
从医不是职业,而是事业
当目光落到骨架左侧的“李秉权教授生平”几个字时,她顿时热泪盈眶。父亲以另一种形式站在她的面前。
李秉权、胡素秋为医学奉献终身,而他们的三个子女,也在继续为患者服务。
李向新之所以选择从医,是从小受到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1954年,李秉权创办了云南省第一个脑系科门诊,被称为“云南省神经外科奠基人”。如今,他继承父业,任昆医附一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饭桌上,他已不会再看到父母讨论各自新收了什么病人,怎样处理,效果怎么样;父母也不会再交流彼此学到的新东西。饭桌上的“病案讨论会”成为回忆,却让他对医学产生兴趣。当他面临选择时,父亲李秉权告诉他,“选择一份职业,不要从医;作为一份事业,你要奉献一生。”
生前与身后,李秉权都奉献给他挚爱的医学事业。李秉权的遗体被送到昆医解剖室那天,李晴霞从广州赶来,到解剖室送别父亲。她握着父亲的手,感觉很温暖。这双手,上学时牵着她过马路,实习时教她用过手术刀,坐月子时为她洗过衣服。如今,却永远离开了。
李晴霞同意父亲捐献遗体,可她的丈夫林文俏却不能理解。作为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文俏认为“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遗体捐了,让后人去何处祭拜?就在同一天,林文俏打电话给在美国的李珊,劝她不要签字,只要她不同意,父母、哥哥和姐姐的签字就无效。他还劝妻子,如果一定要捐献,可采取两全其美的做法,遗体捐献解剖后留下一点骨灰,葬于公墓。李晴霞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这有悖于父亲的遗愿。
2012年,李晴霞回到昆明,为母亲庆祝90岁生日。她在昆明医科大学的人体科学馆里见到一具骨骼标本,没有血肉,没有表情,没有心跳,当目光落到骨架左侧的“李秉权教授生平”几个字时,她顿时热泪盈眶。父亲以另一种形式站在她的面前,她没有想到,一别八年,父女竟会以这种方式重逢。
凝望着父亲的骨架,李晴霞觉得,父亲终于回来了,而且再也不会走了。那玻璃罩下的绿色底座是他的新讲台,他将永远伫立在那里,向学生默默讲述人体的奥秘。
妹妹李珊、丈夫林文俏陪在李晴霞身旁,那一刻,林文俏终于理解了岳父、也理解了妻子。他在后来的撰文中称,为人一生,最简洁的概括只有两个字:生与死。如何生,怎样死,则关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在昆明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标本室门前的玄关处,李秉权的骨架伫立在玻璃罩内,受医学院的学生敬仰。“敬畏生命,献身医学”,这是一个哲人对医学事业浩瀚的爱。
盛名的背后,是平凡之心
既要传承父亲的精神,也要认识到父亲的不足。在李向新心里,父母只是平凡的医生和教师,他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张晓娴是昆明医科大学的档案工作者。自2007年开始整理“名人档案”,她陆续接触到李秉权教授的一些资料,有论著,有各种奖状、证书、信函、讲稿、笔记、草稿,等等。从档案夹里的一个个数字和一段段文字中,她得以了解李秉权的一生。
她在文字和档案里认识了李秉权,又因写作李秉权传记,而接触到生活中真实的胡素秋。在2012年至2015年之间,她搜集与李秉权有关的一切资料。当时已90岁高龄的胡素秋一次次从家里找出丈夫的论文、论著、译著、讲稿、笔记、草稿送去给她。“她记性不太好了,找到一点就送一点来。”张晓娴说,她不让胡教授送,胡教授却坚持“年轻人忙,我已退休在家,多跑几趟没关系”。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加鞭自奋蹄”,这是1997年(牛年)李秉权在昆明医学院60周年校庆专刊中对自己退休生活的一句感想,当时他已年逾古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赶写《脑膜瘤》的未完手稿。因患脑腔梗,他写字已很困难。那一沓泛黄的稿纸越往后翻,字迹越杂乱,有些字歪歪扭扭,已无法辨认。
小时候的李向新只能去邻居家里蹭电视看,因为父亲李秉权不赞成买电视机。他总是强调“玩物丧志”,教育子女要把时间用在学习上。他自己就是标杆——李秉权在云南大学医学院就读期间,学校采用英文、法文教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校又改为俄文教学,他因此通晓英文、法文、俄文。
进修归来,李秉权带回一台收音机,李向新很高兴。但别人把收音机挂在身上听广播,父亲用它学英语、俄语,每天在书房里播放。现在,李向新从父亲书房的抽屉里找出积了灰尘的磁带,不知不觉念出父亲那时背过的俄语句子。
直到25岁,李向新考上大学,家里还没买电视机。如今回忆起来,他如是评价父亲:“虽然出发点是怕耽搁学习,但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人性没有得到发展。”他想,父亲的一生都在践行“天道酬勤”这一古训,作为子女,“承上启下”,既要传承父亲的精神,也要认识到父亲的不足。
在业界,李秉权被誉为“云南神经外科第一刀”,大量媒体的报道使他感到盛名难副。他去世时,要求一切从简。昆医附一院神经外科主任杨智勇赶来,见家属为他脱下病号服,换上家里带来的普通服装——旧背心、旧上衣、旧裤子、旧袜子、旧鞋子,没有一件是新的。
尊重李秉权的遗嘱,没有举行告别仪式,遗体被送进了昆医的解剖教研室。
不管外界如何赞颂,在李向新心里,父母只是平凡的医生和教师,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该做的事情。“面对父母的盛名,我们压力很大。”
李向新和大姐李晴霞出了父母家,到楼下的饺子店买了两碗水饺,父亲生前最爱吃这家店的酸辣饺。
李向新咽下饺子,想起一件事:自己在工厂当机械工人的那几年,有一天回到家,想着父亲太辛苦,他炒了一碗蛋炒饭,等着父亲回家来吃。可父亲回来,没有感动,反而骂他“怎么把时间浪费在这些琐事上”。为此,他气得两个半月没有回家。
回想着过去,李向新匆匆吃完了一碗饺子,大步走出饺子店,像着急要去办事一般。他的身上,还有父亲的影子。
都市时报 记者 付静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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