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打工还是想读书?这些留守女童无一例外选择后(3)

　　留守女童农忙时农活儿负担的轻重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是否寻求外力帮助；二是外出家庭成员是否会返乡承担农活儿负担；三是留守女童本人的年龄和体格。总体而言，留守女童承担的农活儿较少且较轻。但也有参与过农忙劳动的留守女童表示“很累”，“在田里要从早忙到晚，没时间做作业”。

　　不论是留守女童还是非留守女童，都要承担平时的家务劳动，不同的是，非留守女童们“只需要扫扫地，洗洗碗”。父母的外出务工，自然地就增加了留守女童的家务劳动量。如果监护人不能尽到家庭照料的责任时，家务活儿便几乎全部落到留守女童身上。

　　在一些隔代家庭中，留守儿童的家务劳动负担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以佳芸姐弟为例。每当放假时，爷爷奶奶去田里干活儿，佳芸几乎包干了所有家务活儿：把家里的鸡赶出去，把牛牵到山上去吃草，放牛回来后扫地、打水。如果爷爷奶奶中午回来晚了，佳芸还得负责烧饭，“爷爷奶奶不会让弟弟们做家务”。

　　莲莲的哥哥比她大4岁，已经读初中了，但莲莲的家务劳动量远比哥哥多。每个星期天都是莲莲最忙的日子，因为星期天她和哥哥都要洗澡换衣服，奶奶让莲莲去洗兄妹二人换下来的衣服。每次，莲莲要把井水摇上来，洗上一两个小时的衣服，哥哥则在一旁舒舒服服地躺着看电视。

　　不论是家长还是监护人，大都认为留守女童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在他们眼里，这非但不是性别歧视，反而是“为她们的将来好”“女孩子不勤快传出去丑，会被人笑”“不会做事以后嫁都嫁不出去”。

　　留守女童大多意识到了自己在家庭劳动分工中的压抑地位，对此心态各异。少部分认为理所当然——在当地农村，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女性操持家务，男性即使是闲着也不会在家务活儿上“搭把手”。大部分则对此表示一种感恩回馈式的理解。另有一小部分留守女童虽然感觉到非常不公平但无可奈何地必须接受。也有少数留守女童并不会承担家务劳动。如子璇的奶奶反映，子璇性子烈，让她做家务，会生很大的气，爷爷奶奶都有些怕。

　　亲情

　　留守家庭的远距离联系方式主要是电话，写信、发短信等交流方式比例很低。电话交流的频率为一周一两次，少数家长给孩子打电话的频率低到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打一次。

　　留守女童们很少主动给父母打电话，主要原因有“打电话太贵”“不知道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想打，但不知道说什么”等。父母打电话回来聊得最多的是学习，其余的很少说，而且主要集中在叮嘱 “要注意身体，生病了会影响学习”“听爷爷奶奶的话”；至于别的，如饮食、衣着和心理，则不多过问，问多了可能伤和气。

　　有些留守女童在与父母电话交流时，显得早熟懂事，“爷爷奶奶让我多说些开心的事情，少说不开心的事情”，尤其是她们认识到父母工作的辛劳时，更是选择报喜不报忧，将不愉快和委屈埋藏在心。另一些留守女童没有向父母倾吐情感则出于顾虑，“爷爷奶奶冤枉了我，我就想告诉爸爸妈妈”，但害怕爷爷奶奶批评指责，“这样就对我更不好了。”“有次妈妈给我打电话，我说着说着就哭了，妈妈也哭了。奶奶赶紧上来夺走电话，说妈妈‘你干什么非要惹到她哭’。”

　　多数留守女童接到父母打来的电话时非常开心，表现得很乐意交流。但也有例外，周末笔者来到亚丽家时，刚好她的妈妈打来电话，整个过程持续五六分钟，亚丽自始至终并没有喊一声“妈妈”，偶尔挤出“嗯”“好”的字眼，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说，结束时也是直接挂掉电话，没有说“再见”。

　　也有的留守女童表示，爸爸妈妈打电话回来并非完全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一位留守女童的弟弟和爸爸妈妈在深圳工作、生活的时候，爸爸妈妈不怎么给她打电话，“一年最多一两次”，每次返乡也从来不给她带礼物或玩具之类的。直到弟弟回来上学后，“他们才每个星期都给我打电话，也是弟弟接电话接得多，即使是我先接的电话，没说上几句他们就要跟弟弟说话。”

　　在农忙、春节期间，外出父母多返乡待上一两周，在暑期留守儿童可以进城探望父母。这段时间对于留守女童格外珍贵，她们从父母外出的第一天就盼望着父母回家的那一天，短暂地相处够她们回味上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