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填补了中国寄生虫研究的空白(组图)

 

　　1955年,陈心陶和学生在实验室,左一为李桂云。

 

　　1964年,陈心陶出席开罗亚非医学大会合影。

 

　　陈心陶向外宾介绍广东“血防”经验。

 

　　佛山三水立有陈心陶教授纪念碑,每年都有不少人前来表达哀思。

 

　　1957年全家福。

 

　　1954年,陈心陶在广东曲江观察血吸虫病疫区灭螺效果。

　　陈先生是个怎样的老师?

　　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软磨硬泡”让学生过来和他一起“斗虫”,到了课堂上又不重形式。

　　学生李桂云如此评价:“不活泼,却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听者战战兢兢,必全神贯注。

　　做研究,陈先生毫不含糊,“唯学之道,精益求精”这是他对研究生的勉励,也是其自身写照。著名的“陈钟吸虫命名之争”便是明证,在这起掀起上世纪60年代寄生虫界大讨论的学术纷争中,陈先生据理力争,又不失翩翩风度。

　　不过,严肃的陈先生也有和学生午间畅谈之时,笑声响彻实验室；他还曾慷慨“借出”住所,让爱徒举办婚礼。

　　南方日报记者对话陈心陶在新中国成立后招收的首批研究生之一、中山医学院退休教授李桂云女士,还原外冷内热的陈先生。

　　重病时反锁实验室工作

　　南方日报:编写《中国动物志》中的《吸虫志》是陈先生接到的最后一个任务,据说,这个任务还是周总理下达的?

　　李桂云:这有一段故事。中美建交初期,中国赠大熊猫作礼,按接收方要求我方必须提供大熊猫的物种、生物学特性等系列详细科学资料。遗憾的是中国当时并没有完整的《中国动物志》,有关部门只能拿《印度动物志》中一些相似的资料充数。周总理觉得很心痛:连“国宝”都没有相关科学资料,是中国人之耻!中国很需要物种科学全书。于是总理亲自指示中科院牵头,研究、编辑、出版中国的《动物志》、《植物志》和《孢子植物志》。陈教授众望所归成为《中国动物志》编委会副主任和《中国动物志》中《吸虫志》的主编,万万不想,这竟成了他的终身遗憾。

　　粉碎四人帮后,陈教授本想全情投入研究和工作,却被缠绕多年的恶性淋巴瘤“撂倒”。1977年5月,他住进医院。医生善意地对他隐瞒病情,但通过观察治疗方法和用药,他自知时日无多,多次独自到经治医生也是我的丈夫庞国元那儿恳请说:“无论如何再给我5年时间,我要做完我的工作。”在他首次病危得救后,他又含泪请求医生再给他两年时间,进行最后拼搏。同时,他又请求教研室柯小麟老师每天偷偷捎上几页《吸虫志》书稿让他审定。有段时间他还可以离院,就以周日回家洗澡为借口,一早换上便服,艰难登上四楼教研组办公室,将自己反锁在里面奋力工作。

　　南方日报:最后他等到这本书出版了吗?

　　李桂云:我们都知道陈教授放心不下《吸虫志》。他临终前几天,口腔及舌部溃疡,无法言语,握笔又颤抖,无奈艰难地嘱咐前来看望他的我们,称短时间内不能恢复工作了,请我们帮忙完成。听他儿子陈思轩说,在陈教授生命的最后一夜,他全身高烧,渐不清醒,又突然微张嘴巴,吐出一串:“拿笔来……我……要……写……”对家人和后事,没有交待一句。

　　可偏偏当时印刷非常困难,虽然我们拼命赶工,却直到1977年10月29日下午3点才从外地赶回广州,带着陈教授编写的部分文稿印本到病房,还有油墨香,但陈教授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留下了150多篇科学论文和《医学寄生虫学》、《中国动物图说(扁形动物)》、《中国动物志扁形动物吸虫纲复殖目(一)》等专著,其中《中国动物志扁形动物吸虫纲复殖目(一)》一书在他逝世10年后,获得了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至今悬而未决的同物异名

　　南方日报:上世纪60年代,陈心陶教授和北方的钟惠澜教授被称为“南陈北钟”。同为寄生虫方面的著名专家,陈先生和钟教授在并殖吸虫学科研究的侧重点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李桂云:陈心陶教授和钟惠澜教授都是我国寄生虫学及热带病学界的权威人士,是我们敬仰的前辈。陈教授侧重在生物学上,钟教授侧重在临床学上,两人对并殖吸虫新种的研究都倾情以赴,不遗余力。

　　南方日报:陈先生是怎么发现斯氏并殖吸虫的?

　　李桂云:1940年以后,陈教授在广州怡乐村从老鼠身上发现另外一种并殖吸虫,它的中间宿主体内的幼虫与威氏不一样,但这种虫到底会不会导致人也得病呢?这就需要做很多工作。因此,陈教授带领研究人员在并殖科吸虫方面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及实验生态性研究。到1959年,陈教授等发现广东果子狸体内有一种虫造成果子狸的肺部病变,在形态结构方面都不同于威氏并殖吸虫和怡乐村并殖吸虫,可以在狗、猴子、果子狸等大动物体内寄生。通过大量收集研究材料论证,陈教授等发现它是并殖科吸虫中的一个新种。后来,陈教授在受邀参加前苏联的学术会议上宣读了此研究成果,并正式以苏联著名蠕虫学家斯克里亚宾K.N之名,根据生物命名法则将虫命名为斯氏并殖吸虫,该论文原定在会后的《学术论文汇编》中发表,后因中苏关系交恶,该《学术论文汇编》终止发表。陈教授只好在中山大学学报及中山医学报公布了这一成果。从上世纪60年代起,生物学、寄生虫学界都普遍承认这一成果。

　　此后四川一位教授发现病人体内有一种病虫只在体内不同地方移动,就是不往肺里钻。他们原以为病人身上的肿块是肿瘤,后来找到病人所吃的溪蟹,再经过实验动物研究才发现原来就是斯氏并殖的幼虫。在此期间,钟教授在四川巡回看病时亦发现了此类虫种,经过多方研究,钟教授将其命名为“四川并殖”。

　　南方日报:对此,陈先生个人怎么看?

　　李桂云:陈教授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发现。

　　南方日报:陈先生是个很低调的人,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他会如此坚决地捍卫自己的观点?

　　李桂云:他在学术上,对自己经过严谨调查研究得出的观点,会“寸土必争,据理力争”。但对是谁最早发现的这些问题上,陈教授还让我们别太放在心上。至今这个事情还搁在那里。不过,生物学界同物异名的情况很多,我们也没必要刻意区分,由后代人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再去甄别,去定夺就可以了。

　　日军文化特务去陈心陶实验室搜刮材料

　　南方日报:陈先生闻名是因为破解了广东地区血吸虫所致“大肚病”之谜,但事实上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

　　李桂云:陈教授对并殖吸虫和恙虫都有深入研究。早在1930年代,陈教授就开始做华南地区蠕虫区系调查以及并殖吸虫、异形吸虫的实验生态研究,填补了我国寄生虫学研究上的空白,为华南地区的寄生虫相和人畜共患疾病的研究打下基础。

　　早在1940年代,陈教授就发表了有关并殖吸虫的我国最早权威性专著《怡乐村并殖吸虫》,用极其丰富的数据雄辩地说明一个新发现的虫种的可靠性,从那以后,单一种的观点在科学界逐步被摒弃,也促使许多新种陆续被发现。

　　到1965年,陈教授编写的医学寄生虫学教材《医学寄生虫学》再版,成为寄生虫学经典教科书之一,现在我们还在用。那次他拿了4000元稿费,全部交作党费了。

　　南方日报:1948年,陈先生到美国深造,读的是蠕虫免疫学,学了很多诊断、治疗的前沿知识。但回国后他为什么没有选择这些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李桂云:他在美国学的知识,我国在“文革”以后才有条件开展这些学科。其实刚回来时,陈教授也想做这些前沿项目,但因为看到国家一穷二白,百业待兴,要设备没设备,要仪器没仪器,连实验的药物都买不到,更别说经费了。

　　另一方面,他看到当时人民群众深受寄生虫严重危害,尤其是接到调查“大肚子”病任务后,看到农村的惨状,他就确定了将血吸虫和蚊子疟疾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因为这跟老百姓身体健康有直接关系。

　　不仅他自己,我们作为学生的,陈教授也一再对我们强调寄生虫学多么重要,如果大家都不愿搞寄生虫,一旦细菌战来了,病媒部分谁来解决?我和寄生虫学专家柯小麟老师都在老师的劝说下,改行做寄生虫学研究。后来,柯老师当上了广东省寄生虫学会理事长。

　　南方日报:在陈先生逝世十周年时,夫人郑慧贞把他生前的藏书、著作都送给了中山医科大学,您当时在场,据说都是寄生虫学界相当珍贵的材料。

　　李桂云:当时,师母赠送陈教授珍藏的书籍、著作共有4699册、卡片实验照片20315多张,后来成为中大生物系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材料。这些都是科学遗产,都是宝贝。我曾专门写文章告诫后来者,无论向哪个分支领域进军,不要以任何借口让陈心陶留下的宝贵资料丢失。

　　陈教授治学相当严谨。他有很多实验卡片,将实验情况、中心内容、结果、未解的问题都记录在上面,堆了好几箱。我们跟着陈教授,都有做资料卡片的习惯。在实验室,每个测量都必须有详细准确的记录,当听到我们回答问题时说“好像、可能”的字眼,他就会批评我们。

　　听黄启铎教授说,陈心陶回国后发现的怡乐村并殖吸虫一事震惊学术界,上世纪30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广州,他们知道陈教授的实验室在广州,就派文化特务跑到实验室去搜刮实验资料,后来日本人借用这些实验卡片,抢先发表了相关学术成果。这直接影响了陈教授寄生虫专著的出版。

　　在陈教授去世后,国内外不少人都来中大要找他的实验卡片和材料,国内外研究机构还专程或来函寻找广州管圆线虫论文复印件。

　　南方日报:说到广州管圆线虫,让我们联想到2006年的北京福寿螺事件。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博士生导师、病原生物学专家詹希美教授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陈先生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发现了这一寄生虫新种,如果不是他当年在老鼠身上发现了这个虫子,要确诊它比SARS还难。但陈先生的文章却是等到1933年才发表的,为什么拖了这么久?

　　李桂云:陈教授关注得很早,经过细致的研究,在1933年发表了关于该虫在鼠类的发病情况。后来世界各地和国内都报道了在人体发病的群体病例,但广州没有。直到半个世纪过去后,在1978年,广州才发现第一例疑似病例,并在1979年发表在《新医药通讯》上。可惜那时候陈教授已经去世了。

　　后来,人们发现这种虫除侵犯神经系统外,还可侵入眼,造成一系列眼疾,甚至可能失明,病例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相关研究课题还被列入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我们都知道,无十足把握陈教授绝对不发表。比如怡乐村并殖吸虫研究,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在国外做了,后来为证明怡乐村并殖吸虫囊蚴期具有双重囊壁,他做了200多次切片才下结论,到上世纪30年代回国后才正式发表。

　　他总是告诉我们,完稿之后不要头脑发热急着发出去。他认为科学要经得起反复考证推敲,才能下结论,才能发表,而且结论不能有缺陷。不然宁可压在抽屉下面一阵子,也不急于成事。

　　现在学术界存在一股歪风邪气,有很多都让我们不敢想象,如抄袭行为,可能现在的部分人太急功近利了。在当时我们都没有想过要出名,不存在有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的争论。我就觉得给陈教授做个助手已是受益非浅,能跟老师做工作机会难得,发表时写不写名字都没关系。可是回头一想,现在评职称什么都需要论文,逼很多学者要走这条路,也是很无奈的。但我们始终认为,科学的东西,是最不能虚假的。

　　鹅票赞助产后爱徒

　　南方日报:陈先生讲课生动吗?

　　李桂云:在课堂上陈教授严谨认真,从不允许学生在课堂上嬉笑打闹,课堂气氛略显严肃,不过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多余的。因为他老不随意开口说话,开始我们因无法揣摩老师的想法,总是战战兢兢。

　　在科研工作方面,他的严谨工作态度有时会让我们特别怕他。有一回,我因为没完成一个任务,内疚得哭了；我的同学沈蔚霞当时已经在无锡工作,陈教授想关心一下她的工作再问问她毕业论文有没有整理发表,就让我写信过去。我忙不过来,而且以为就是一般的关心,就没急着写。他第一次问我时我说没写,他让我赶紧写,第二次他又问我,我还说没有,他就说,你不用写了,我自己写。我当时吓坏了,眼泪一个劲儿往外蹦。后来,我就再也不敢拖沓了,他叫我做什么事我都按时完成。

　　南方日报:但看到很多学生写的回忆片段,这个严师又非常幽默。在您印象中,他有幽默的时候吗?

　　李桂云:感觉上,陈教授很少和女同学开玩笑,我们都觉得他很严肃。不过到晚年,他对我们也有微妙变化。编吸虫志的时候,他让我发信给各地专家,邀请他们参与编写。为表示尊重,他都称那些专家为“某某兄”,落款“心陶”。上世纪70年代我们到北京开会,那个时候陈教授年纪也大了,身体也很不好了,看到很多专家在场,我私下问他这是不是“某某兄”“某某兄”,他竟然噗嗤一笑。

　　南方日报:在那个年代,很多老教授与学生的感情都亲如家人,教授就好比父母。陈先生是不是这样?

　　李桂云:我至今保存着一张陈教授与学生的合影。这是1962年在陈教授康乐园家门口拍的,适逢劳动节,已是生物学实验室助教的蔡尚达在陈教授、钟世藩教授、江静波教授、徐秉锟教授的见证下完婚。婚礼都是陈教授他们帮忙举办的,陈教授还充当蔡尚达老师夫妇的主婚及证婚人。最近蔡尚达师母将照片交给我的时候,还对这件事非常感慨,陈教授待学生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

　　我在1961年怀了第一胎,正值国家自然灾害,就连饭都吃不饱。我一个月的粮食定量23斤,还要节省2斤支援灾区,副食品很少,整天饥肠辘辘。当时,我先生还在外省工作,遇到困难时真的感到很无助,幸亏有教研室的同事关心我。在分娩后10多天,工会小组长柯小麟老师兴高采烈地提来一支活鹅,他说,“这是国家分配给陈教授的鹅票,陈教授让我转交给你……”我当时觉得倍受感动及温暖,因为鹅票是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供应,当时陈教授年纪大身体也不好,却把票给了我。

　　他的内心充满了对人细腻的关爱。陈教授懂得年轻人生性好动,一次,他带着正跟他在粤东农村工矿疫区调查丝虫病的年轻人爬银瓶山,一路爬,一路欢声笑语。

　　上期回响·点击陈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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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在躁得很,全民都在挣钱,没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做学术。不过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物极必反,待人心空虚到了极点,我们又会重新找回曾经的经典,用来整顿世风,净化心灵。汉学,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丢弃的。———天涯网友“苏门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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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曹斯

　　实习生黄少宏(稿件经受访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