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烟王，褚时健走了，我们活着究竟为了什么

但无论如何，他的一生，都已是一个传奇。

今天，他走了，留给我们的，除了无尽的哀伤和惋惜，还有他那闪耀一生不灭的光辉。

二、少年烤酒，悟出商业真谛

1928年,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褚时健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15岁时，家庭突遭变故，爷爷、叔叔相继去世，父亲更是在一次生意途中，不幸遭日军飞机轰炸，重伤不起，生意血本无归。

面对如此变故，这个本该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开始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那时，褚时健家中曾有一个小酒坊，烤酒去卖，家人曾赖以为生，亲人去世后，便无人接管，不得不荒废了。

褚时健决定，重拾烤酒。

但烤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足够的耐心和对时间的精准把握，这个过程需要十八九个小时，并且每隔两个小时就要添一次柴，，搅拌一次粮食，控一下，然后再搅拌一次，再接着煮。

并且火不能太大，大了容易干锅，酿不出酒，小了粮食蒸不透。

你很难想象，一个15岁的孩子，白天卖酒，夜里每隔2个小时就起来添一次水和柴火、搅拌，并不断改进烤酒的技术。

别人用3斤玉米才能酿出1斤酒，他只要2.5斤就够了。

能做到这些，不是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硬汉，而是他没有选择，一家人的嗷嗷待哺，让他不得不拼尽全力。

好在辛苦有了回报，出色的手艺，让他的酒总能卖个好价钱。

生活的艰辛没有压垮他，反而让他懂得了，好的产品才能卖出好价钱，并成为他一生的坚守。

三、褚厂长是我们的福气

1949年，褚时健被打为“右派”，原本因参加过云南边纵游击队，上过战场，带来的大好前途，彻底毁灭了。

此后几年，他辗转于云南山山坳坳里的多处农村，开荒、种菜、养猪、江中捞木柴，正值30岁的他，尝尽人间心酸。

有谁从高峰跌入低谷的，或许最能体验他那时的绝望和不甘。

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悲观，而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终于在1961年摘掉了“右派”的帽子。

1963年，35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新平县曼蚌糖厂的副厂长，开始了他新的传奇。

当时，曼蚌糖厂虽然有100多名员工，效益却奇差，连年亏损，政府甚至不得不每年花费20多万元补贴，让它运营下去。

褚时健上台后发现，糖厂燃料成本太高，平均熬一斤糖，需要大半斤煤，而半斤煤相当于几两糖的价格。

褚时健便想用甘蔗渣做燃料，但新平的气候潮湿，甘蔗渣很难燃烧起来。

褚时健烤过酒，知道甜的东西可以发酵产生酒精，他便和员工把甘蔗渣堆起来发酵，一周后便可以点着了。

这个办法，直接让曼蚌糖厂的燃料成本大降了85%

此后，褚时健觉得，甘蔗渣还有甜味，说明压榨不够彻底。

便把机器上的压榨滚筒从3个增加到了9个，又向别的厂学习，不断改进流程，使得同样品质的甘蔗，当年的出糖率直接提高了30%以上，工厂瞬间扭亏为盈了，不仅还完了债务，还有了8万元的利润，影响一时。

在褚时健的不断专研下，曼蚌糖厂的红糖，不仅产量大增，品质也出奇的好，在市场上大获成功，销量连年水涨船高，在“文革”这个百业待兴，经济凋敝的时代，可谓独树一帜。

当时，厂子里虽然也有两个“造反派”，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厂靠褚时健才有今天，没有人愿意为难他。

而褚时健这一干就是16年，靠着坚持不懈的专研精神，硬生生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厂，干成了玉溪效益最好的企业。

当1979年，他调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时，所有的员工都对他依依不舍，人们甚至难过的表示，褚厂长是我们的福气，他走了，我们的福气也走了。

褚时健常说，我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只是善于学习，也乐于学习，我从小就觉得，人活着，就是要干事情，干事情就要干好。

在当今这个浮躁的世界，很多人忧思忧虑，不停地思考着，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许褚时健40年前就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四、亚洲烟王

卷烟厂虽然是玉溪最大的国企，员工多达2000多人，年产30多万箱香烟，但经营却一塌糊涂。

褚时健曾回忆，刚接手时，整个烟厂：员工懒散、车间冒气、滴水、原材料浪费严重，生产的烟，质量感人。

他曾带着厂子里的烟去参加一次“品吸会”，结果玉溪卷烟厂的头牌红梅被一致给予了差评。

甚至被人嘲笑为：红梅红梅，先红后霉”。

最令人尴尬的是，褚时健带的样品包装里，竟缺胳膊少腿，有些烟里竟少了一根，有些条里甚至少了一包。

头牌尚且如此，其他自不必言。

如此品质，使得玉溪卷烟厂的香烟大量积压，卖不出去，厂子效益极差，很多人不愿到烟厂工作。

褚时健接手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