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上帝之罚:欧洲传教士眼里的明末乱世(3)

另一组耶稣会士与永历朝建立了联系，开始在广东省，随后在广西省。卜弥格（Michael Boym，1612—1659）和瞿安德（Andreas Xavier Koffler，1612—1652）追随逃亡的朝臣穿越中国西南地区的史话广为流传。瞿安德曾为遗孀王皇后洗礼，其教名为海伦娜（Helena）、其继承王位的幼子教名为康斯坦丁（Constantine）。1651年，瞿安德命令卜弥格带着致教宗英诺森十世（Pope Innocent X）的军事求助信，前往罗马。然而，当这位波兰籍的传教士1659年返回东亚的时候，任何人都已经无法挽回明朝的合法统治地位了。短短三年之后，满族的一支军队在缅甸北部消灭了永历皇帝（1646—1662）。尽管耶稣会传教士们在晚明政权中为赢得信任付出很大代价，但他们确实保住了澳门的支持，也确保了在广州开始一个新的布道时代。

到17世纪50年代，北京的耶稣会士已经确信清政权要统治中国。作为有洞察力的一群人，他们自然要追随这个新政权。汤若望最初向满族统治者的友好表示，为在华传教团赢得了新政权的信任。早在1645年，在澳门的耶稣会士就向罗马天主教会传达了他们的乐观态度，并断言汤若望在北京将受到众多的恩惠，这将是福建隆武帝那里的传教士毕方济远非能及的。汤若望为了帮助新政权解释其合法地位，递呈了曾经帮助崇祯皇帝推算的日历版本。这个举动为他在清廷钦天监赢得了一个职位。1645年，他开始像中国官员一样在钦天监做监正，并领取相应的俸禄。他也和顺治皇帝（1644—1661）交上了朋友，因而在大清的统治领域内，他为其同僚进行传教工作提供了便利与必要的政治保护。

尽管汤若望在北京与统治者建立了友好关系，中国副省的传教士对满族统治者却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即使清政权足够强大，能成功安抚整个王朝，但现实是当时的中国处处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在傅汎际看来，展现在他眼前的悲剧似乎就是一场戏剧的彩排——“世界大毁灭后最后审判日的情形”。另外一个传教士简直不能想象，还有什么更大的灾难会发生在世界末日：“寸草不生的土地，完全毁灭的城市，完全看不见任何人的踪迹，还有什么世界末日比这更形象吗？”何大化把清军的残酷入侵与该王朝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名字进行了对比。“清”按其定义，应该是一个纯净的王国，就像没有云彩的天空那样清澈透明。他声称，鉴于“一个人目之所及，手之所触的感受”，人们可以从征服者的“表明美德的命名和虚浮”中，感受到其“努力颇多却与现实相去甚远的做法”。但是，至少有一位耶稣会士持有乐观的看法，他断言“征服者只是想统治这片土地，掠夺富有者的财富；他们并不想冒犯穷困之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并不想冒犯在华传教团和他的天主教徒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