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上帝之罚:欧洲传教士眼里的明末乱世

当耶稣会和托钵修会发起那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之战的时候，中国华北战场上另一场战斗也达到了白炽化状态。在他们看来，17世纪40年代大明王朝的崩溃瓦解是世界末日善恶间的大决战；而视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为政权变更先声的中国人，显然清楚上天就要抛弃当政王朝，并且即将引进一种新的统治秩序。在1641年中国副省的年信中，孟儒望记述了在外族势力大规模入侵之前，大规模的破坏力使中国局势出现了失控的状况：

谁能在描绘中国今年遭受的大灾难及痛苦时，内心不充满苦楚，眼中不饱含热泪？上天、大地以及其他的因素似乎都对这些异教徒做出了惩罚，因此，我们能真正地说“上帝要惩罚他们”。上帝关闭了人类获取云雨的宝库，苗床干涸，颗粒无收，连野草也无法生长。数不清的人们忍饥挨饿，世风腐化堕落，瘟疫肆虐整个王朝，饿殍遍野。残忍的匪徒蜂拥而起，无恶不作，他们抢夺一切有用的东西，吞食一切可吃的东西。人们举家乞讨，四处流浪，眼前遍布的死亡景象使他们感到晕眩和震惊。有的人竭尽全力保全性命，有的人对生活厌倦不堪，上吊自尽。配给的口粮一旦吃完，他们就只能吃野草和树皮。最后，他们陷入了人吃人的境地。

在孟儒望看来，上帝在向崇祯皇帝传达一条非常明确的信息：他必须改过自新，并且认可创造天地万物的天主的存在。孟儒望认为，要是明朝崇祯帝接受了如此亲近君王的传教士们的洗礼，信奉基督教，“我们的天父上帝必定会归鞘其神圣的狂怒之剑，并且会伸出他无限仁慈的手臂”。然而，崇祯帝不以为然。于是，传教士们转而用此机会施洗、挽救许多极有可能下地狱的其他灵魂。

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陕西和山西饥荒遍地，加之政府的无效管理，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然而，那里的耶稣会士告诉欧洲读者，他们“总是在如此多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挑选、拯救善良的人们”。当异族压境入侵的消息在王朝广泛传播时，当一帮帮叛乱者在王朝四处流窜时，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利用恐惧感泛滥的社会氛围传播上帝保护和拯救人类的教义，如果这一做法失败了，他们就救赎个人。通过传教士写的一篇短文，我们了解到，在山西省，“甚至连小偷也都崇敬基督教义，并且视其为真理”。令这些耶稣会士感到欣喜的是，基督教在此广为流传。为了证明其观点，他们讲述了一个商人接受洗礼的经历。当他与不信仰基督教的商人一起行进时，他落入了匪徒之手。当刽子手们发现他念玫瑰经用的念珠时，他们讯问这些念珠的用途，也因此了解到这个人是天主教徒。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匪徒们释放了他，而他的同伴却惨遭杀戮。然而，他们却拿走了他的念珠，并告诉他说，如果有“机会从事其他行业，并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那么他们肯定会皈依基督教，成为天主教徒。

朝代更迭前的焦虑氛围有助于耶稣会士转化教徒，与此同时，各地的起义及军事冲突也使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随着明王朝通讯网络的中断，中国副省被迫一分为二，这样传教团的领导才能够更自如地应对新的危机。因此，傅汎际成为中国副省华北区的领导，负责在福建省传教的艾儒略则成为华南区的领导。然而，在1642年，这两个教区领导都无法对身处开封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费乐德施以援手。当溃退的明朝军队扒开黄河大坝，做最后一搏，企图消灭李自成（1605—1645）的起义队伍时，费乐德与追随他的教徒群体葬身于洪水之中。接踵而至的洪水席卷了该地区，淹死了大约三十万人。用一位耶稣会士的话说，开封就像是特洛伊城一样被夷为平地。甚至两年之后，“除了席卷开封的洪水之外”，目之所及，看不到该城市以及周遭乡村的痕迹。1643年，艾儒略为救何大化，命令他离开武昌。在夜幕的掩护之下，这位传教士逃离“堆积如山的尸体”，乘船沿长江逃离到义军与匪帮的管辖范围之外。

在这次动乱中，中国副省集中力量保护其最为重要的资源，即他们的传教士。后来，传教士们又回到开封或武昌，但是他们所遭受的人力资源损失却难以弥补，损失了如此多像费德乐这样训练有素的传教士，这对他们而言是非常沉重的打击。然而，由于义军、匪徒以及满族军队并不是针对耶稣会士，因而中国副省的传教工作基本上还是得以保全的。1643年，李自成的部队攻占西安的时候，郭纳爵和梅高（José de Aameida，1612—1647）蹲在他们的教堂里。尽管大约百名士兵进入他们的避难之处，“偷走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但他们并没有伤害这些传教士。傅汎际在1642年穿越华北为下属送钱的时候，也遭遇了同样的麻烦。他两次遇到小偷，偷走了他的银子和圣餐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