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上帝之罚:欧洲传教士眼里的明末乱世(2)

另一些传教士却没有如此幸运。1642年，当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俥s，1610—1677）前往四川寻找利类思时，两人最初都得到了当地重要文职官员的保护。但是，当张献忠（1601—1647）攻占该省并于1645年建立“大西国”政权而自立为王时，他逼迫这两人入伍当他的天文学家。他们加入后，皈依了张献忠的一些仆人入教。但是，张献忠的多疑和在四川恣意毁坏的恶劣行径使他们感到生命的威胁。当张献忠放弃他摧毁的这片土地，再次前往陕西屯军立营时，这两位神父也不得不随军前往，并且受到了严密的监视。1647年，张献忠失败之后，他们落入了满族士兵之手。但是，清军的一位指挥官曾在北京见过汤若望，他认出了他们。第二年，他带着他们跟随胜利的军队返回朝廷。1644年，万密克（Michael Walta，1606—1643）在山西省蒲州被士兵杀害，当时，那些士兵误认为他是“宗教掩护下的”皇室后裔。他之所以被误杀，是因为那些士兵发现他身处的教堂曾经是一位高级官吏的豪宅。1647年，满族军队攻占江西南昌时，另两位耶稣会士——谢贵禄（Tranquillo Grassetti，1588—1644）和梅高——以及一名中国籍的助理陆有基（Manuel Gomes）被杀害了。

王朝变更带来的社会混乱并没有对耶稣会士皈依教徒的数量造成严重影响。1644年，满族军队攻占北京时，中国副省在北方六个据点共施洗188名教徒。用一位传教士的话来说，这已经“够多了”，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动荡之中，盲目的异教徒只考虑如何“寻找办法逃避死亡以保全性命”，而不多思考如何挽救灵魂。然而，在南部教区，对于异教徒们的转化工作却很迅速地展开了。同一年，潘国光在上海转化了966名异教徒。虽然，“由于战乱，传教士不能到邻近地区照看基督社团活动”，耶稣会士们认为这一数字已令人满意了。在南昌的传教士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1643年，他们入录了220名受洗入教人员。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这些耶稣会士们还庆贺他们创建了两个新的社团，他们领导并帮助了受干旱影响而变得贫困的天主教徒们和受湖南、广西附近叛乱影响的天主教徒们。

1644年，清王朝入主北京，在华耶稣会士并没有因此而明显地改变传教策略。然而，他们不得不再一次努力在新当权者中建立起合法的地位，并且寻找他们传教事业新的政治庇护人。的确，直到17世纪50年代晚期，清政府才在长期的斗争中完胜，控制了整个中国。当统治权的问题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时，耶稣会士忠诚于所有当权派。在北京，汤若望随即支持满族统治者。他的友好态度获得了统治者的好感，于是，这些新的统治者颁布法令粘贴到他的教堂，禁止任何人攻击该建筑以及内部居住的人。这些传教士视此为有利的征兆，并高兴地记录到，新的统治者“宁愿选择无神论，也不会参与邪教”。因此，他们有理由期待，清朝统治在北京的确立会对“基督教信仰及在华传教团带来相当的好处”。

其实，他们并没有把一切赌注都压在清政府身上。在17世纪40年代不稳定的政治背景下，他们认为，让华南的耶稣会士向南部晚明的残余势力做出友好的表示。他们认为，这样两面下注的策略会是明智的选择。他们与隆武和永历皇帝建立联系，这样，明政权如果重新兴起，他们也可确保传教使团获得安全保障。毕方济在南京停留期间，就成为明朝万历皇帝的爱子——福王朱昌训——以及唐王朱余建的朋友。1654年夏天，当福王继承人朱由崧在南京被拥立为弘光帝（1644—1645）时，他任命毕方济为大使前往澳门获取葡萄牙的军事援助。可是，对于明政权来说，不幸的是，这名耶稣会士为欧洲人考虑得更多一些。身被无上的荣誉，毕方济启航前往广东。在那里，他为殖民地的贫困与当地政府进行了贸易协商，争取到让步。他乘坐豪华的轮船抵达澳门，船上装饰着印有基督十字架的旗帜，这在澳门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根据一位目击证人的说法，许多葡萄牙人断言“世界或者就此终结，或者重新诞生”。尽管毕方济两手空空地回到偏安于福建的流亡朝廷，但唐王隆武帝（1645—1646）却准许他宣扬基督教，还授权他在广州建立一座教堂。当他准备前往广州这个新驻所开始生活时，隆武帝问，他们在哪里可能再见面。毕方济回答道：“在南京朝廷上”。这一回答显然令这位身处厄运的皇帝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