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年轻人的性生活越来越少了？(4)

可是，反过来想，这一推断没有问题么？福柯在其名作《性经验史》里中恰有提到，性是一种人为建构，是权力强加给身体和愉悦的建构物，而不是我们需要将其解放的某种自然物。福柯批评道，性解放的前提是存在着压抑性，就如弗洛伊德，他预设了社会对性的压抑，这会导致各种神经病症。

《性经验史》，

作者:  [法] 米歇尔·福柯 ，

译者: 佘碧平 ，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我们为了享受更多的愉悦，就要人人大方谈论性，打破禁忌。在对性的神圣化中，就如宗教一样，我们作出了对恢复完美性爱的承诺。其实，我们整天谈论着性，并不代表就不遭受性压抑了，因为我们克服的只是有关性谈话的压抑而已。福柯并不认为性压抑假说不正确，他是要发现这种性话语的生产机制和“压抑-解放”的结合机制。这些性话语中体现了某种伪善性。

的确，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充斥着性话语。我们不再压抑对性的禁忌，在观念上更加开放。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的性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多，这种许诺本身就有问题。

这些议程，或者这些性话语的背后是什么？福柯讲道，在当代，性是规训和生命政治的结合处。一方面，性是规训性的，即通过某种体系的知识，规定了哪些性行为是正常和异常的。当我们忧心忡忡地谈论年轻人的性生活越来越少的时候，这暗示着传统性生活少或没有性生活被认为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状态。我们应该问的是，到底什么在规范着我们的性生活？

另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性是调节人口、治理社会的一项重要机制。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出台刺激人口增长的政策，去营造良好的性爱氛围，也鼓励大家去谈性。在很多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时代大背景下，对性生活减少的担忧背后，其实也蕴含着由生育率下降甚至总体欲望减少所带来的经济灾难的普遍担忧。这也是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的行文线索。

不可否认，西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使得性爱比较成功地脱离了生育目的。而生育是劳动力和消费者的再生产，也是国家调控人口，管理经济增长，维系资本主义系统运转的重要一环。这也是各国鼓励生育根本原因之一。这也是嬉皮士们说“越做爱，越革命”的原因之一，因为性爱本身变成了一种与资本主义无涉的纯粹欢愉体验，这当然是革命性的。

此外，伴随着西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在性爱方面，女性在慢慢地觉醒。女性在性爱中不再是被动的角色，担心怀孕或只为了满足男性性欲，而是光明正大地去享受性爱欢愉。避孕技术的普及、女性性需求的觉醒和性关系的革命（比如开放式关系、同时多个性伴侣、一夜情和虐恋等的脱敏），的确使得西方好几代人的性自由度和性生活频次在增加。但这也不一定意味着性生活频率跟性自由度呈正相关关系，更不意味着未来性生活频率一定会增加。

技术革命的更迭，使得性也被纳入了资本运转的体系。性产业越做越大，它不仅“制定”了性欢愉的标准，还通过大众媒体源源不断地生产着过剩的性欲，然后把大家的性能量消费都锁定在自己的产品之中，创造巨额利润。加之原子化的个人社会、忙碌的工作......，大家传统的性生活减少了。但是，这一切与国家对生育的需求背道而驰。那么，要怎么去营造一个对性爱友好、又鼓励生育的环境？

可以预见，这是个还会被继续讨论下去的设问。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