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年轻人的性生活越来越少了？(3)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提出过一个迷人的描述：他认为现代社会是液态的。液态用来形容这样一种后工业社会形态：经济自由化、个人原子化、价值多元化、社会变迁步伐加快，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寻得认同上的归属感、价值上的稳定感和心理上的安全感。

在维系亲密关系上，鲍曼在《液态之爱》里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这个社会愈发不稳定的爱情关系。栖居在液态现代社会里的我们，“渴望与人相系，却更恐惧被就此绑死。害怕孤单，所以找人同行，但新的不安却从别处涌现。在液态的爱里，我们一次一次地聚合，一次又一次的分离。”

就这样，社会高度的流动性和生活高度的不确定性，让我们的爱情关系变得很难预测，而努力本身又让人心力交瘁。每个人也许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对爱情关系的开启成了一项高风险举动。这种心理预期，减少了很多人去维系长期关系的可能性。

而焦虑本身也是性欲消退的原因之一。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生活，导致的孤独感和焦虑感难以停息。这种生存压力进一步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放大器，反过来加剧我们的现代病。

手机作为人器官的延伸——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说——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将我们不间断地连结了起来。这种随时随地的虚拟连结打乱了我们传统的生活时间和节奏。这也可能是我们经常说，忙到没有性生活的原因之一。

在福特制下，传统工人斗争赢得的“八小时工作制”，也被后福特制下的通讯科技所打破。“八小时工作制”让大家的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划分明显。特别在西方的工业时代，那时还没经历女性解放运动，大部分女性都在家里，大部分男性工人能准时下班，自然，夫妻双方更可能都有时间进行性生活。

如今，网络让我们随时随地工作，私人生活和工作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工作带来的焦虑、疲惫和沮丧，更容易侵入到我们的私人生活中，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又影响我们的性欲。而且在女性解放后，男女双方都出去工作了。双方的公私生活都不分明——能找到合适的时间进行性生活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小了。

对于单身人士来说，这种变化挤压了我们与其他人线下社交和相处的时间，取而代之的是利用零碎时间效率更高的线上轻社交。长期劳累的工作也可能让我们丧失了心情和欲望，也没有时间去寻找性伴侣和进行性生活。这也是为什么有网友调侃道，“你自己能睡觉就很不容易了，别想着睡别人了。”

约会软件Tinder的交友推广页面。

尽管互联网科技还贡献了像Tinder这样的约会软件，创造出一幅人们恋爱、“约炮”很容易的假象。事实上，它并没有那么有效。

依照 Tinder 放出的数据，该软件每天有16亿次划动，却只有2600万配对成功。在凯特·朱利安的调查中，这些配对导致的线下约会并不多。因为就算配对成功，也不意味着会继续聊天，更不用说发生性关系了。而且，只有少数颜值高的人才会获得更多配对。

32岁的采访对象西蒙

（Simon）

说：“除非你长得特别出众，否则线上交友约会其实就是浪费时间。”除此以外，人们用Tinder的动机大多并不严肃。有受访者表示，这是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像连连看一样的互动了，大家对每个人都点“是”，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也有人会觉得，被别人点赞、配对成功，有一种满足感，不过也就仅此而已。所以这种配对很难“变现”。西蒙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玩Tinder就像是对着一个空洞在嚎叫。在女孩们照片的大海中去找一颗钻石。”

社交软件所带来的轻互动和轻人际纽带的模式，其实也大大减轻了线下社交的尴尬感和不自信感，也使得社交成本大大降低。人们一旦习惯了这一点，这会使得大家在线下相遇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每一次线下见面，都可能得冒着打破线上“面具”的风险和心理压力。

 

性自由就一定意味着性生活增多？

让我们再次回到问题本身：在一个性自由度非常高的社会里，为什么大家的性生活反而减少了？其实这个疑问的前置预设是，我们经历过性解放运动，所以我们不再害羞谈性。性解放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承诺和预期，性不再是禁忌，我们的性观念更开放了，这也会使得性可以更加自由地发生。我们通过解除性压抑，能获得比以往更多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