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传教士：渡海的福音(2)

官位越高的奉教者，耶稣会就越乐于宣传。这也是为何许乐善这样的重要人物，其名在传教史中却不显。因为他入教不久便离开政坛，而且对教会事务兴趣寡淡，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考量，宣传许远不如宣传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的效果好。可以说，为了开拓中国这个“宗教市场”，即使是理想主义的传教活动背后，也是某种“理性人”的利益最大化考量。

明末是个性解放的时代，士大夫大多好“奇”，耶稣会士还利用这一点，采取将科技和宗教捆绑的“整体销售”策略。葛兆光、邹振环等学者都曾指出，耶稣会士带来的天文地理学知识，在明末几乎重建了士大夫的宇宙观。但这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利玛窦大量翻制地球仪、世界地图，并不是为了宣传科学，是为了打通各处关节，争取官员支持。水利、火器和兵学知识也很受欢迎，明末士大夫并不像保守的清末士人那样，视之为“奇技淫巧”。

但由于学习西方科技需要较高的理解能力，“整体销售”明显只适用于少数博学士大夫。为了在广大基层站稳脚跟，耶稣会还巧妙地搭便车、和稀泥，有意模糊天主教与儒教、佛教之间的区别。一方面，“信徒与传教士一样，努力从古代儒家以及历史中寻找资源，以恢复真正儒家相标榜”；另一方面，又借用佛教的天堂、地狱等概念，宣称十字架、圣像有与佛教法器类似的“驱魔”效果。

1620年后，天主教渐渐发展为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势力。奉教士大夫中孙元化、李天经、韩霖、李九功等中下层士人渐渐增多，“可以看出明末天主教徒群体有一个从中上层儒家向中下层转移的总体趋势。”同时，天主教社区也从杭州、上海等中心城市，进一步向衢州、德清、扬州等次级城市扩散。所以在传教的第二阶段，天主教必须强化已有教徒的身份认同，划清敌我边界，各类宗教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黄宗羲曾感叹：“脱得朝中朋党累，法门依旧有戈矛。”耶稣会士非常明白，两线作战对自己不利，所以他们选择先排斥佛教，维持与儒家的同盟关系，这一路线被概括为“补儒易佛。”利玛窦刚来中国时还穿僧服，后来则改易儒服，自称“西儒”，同时开始与佛教徒展开辩论。肖博士发现，天主教群体还鼓励信徒捣毁寺庙，烧掉佛像等圣物，而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信仰冲突，已经上升为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

天主教与儒家的同盟关系，也开始破裂。明清社会，宗族是地方政治中最主要的力量，尤其在江南地区。刚开始，正是借助“三柱石”等高官背后的宗族势力，耶稣会才能够迅速在各地建立起教堂和教会。但天主教毕竟是一种超越性宗教，本质上说，它要求主内兄弟打破血缘关系，完成“小团体”到“大团体”的根本性转变，“逐渐以教堂为中心，成为另一股地方势力。”同为外来宗教，佛教所推行的灵活的居士制度，对基层组织的冲击就小得多。所以天主教在中国的最根本问题，是其教会组织与以家庭为最小单位的传统社会不兼容，一旦向下渗透，就会威胁到伦理纲常，“破坏了原先地方的政治生态以及权力格局”。

明清易代是一场政治权力大洗牌，在这个过程中，天主教却屡次站错队。由于徐光启的一再坚持，澳门两次派遣葡萄牙火炮手北上抗清。1629年那次，公沙的西劳、陆若汉等人屡立战功，却遭遇吴桥兵变，红衣大炮也落入敌手。南明永历小朝廷皇室则几乎全部信教，包括实权太监庞天寿、皇太后等人，还曾派波兰人卜弥格去罗马教廷搬救兵，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若不是汤若望等人天文历算学精湛，且留守北京迎接新政权，1662年后天主教恐怕就已被逐出中国。“礼仪之争”是压垮传教活动的最后一根稻草。生活在异族统治下的清代士大夫本就小心谨慎，此时更是避天主教唯恐不及。但雍正禁教其实并没有根除教会组织，只是加剧了其底层化的趋势。与明代不同，由于得不到政府认可，清代“社会成员加入天主教不仅不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相反极有可能获得负收益。”教会社会资本的萎缩，影响到运营资金，大大降低传教意愿；而传教活动的不足，缺乏新鲜血液补充，又进一步降低教会的社会资本——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黄一农曾把明末清初横跨天主、儒教的士大夫群体称为“两头蛇”，肖博士更精确地将其定义为“儒家天主教徒”（Confucian-Christian）。这一群体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新旧之间的摆渡人，只有在明朝那种纵情混乱，却又生气淋漓的土壤下才能产生。清代的杀戮和禁教，让他们基本灭绝。虽然乾嘉时代士大夫还有人读西方神学著作，李颙、戴震等人还受到天主教思想的影响，但他们做得非常隐蔽，再没人敢公开提倡天主教。